辩证看待我国人口红利问题(2)
【参考文献】 14
1 引言
国外经济学家大卫•布鲁姆和杰弗里•威廉姆森在研究1965~1990年东亚经济奇迹时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首次提出“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并认为此时期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转变起着重大的作用[1]。2002年，兰德公司出版了大卫•布鲁姆和杰弗里•威廉姆森的研究报告——《人口红利：分析人口转变之经济后果的新视角》，文中将人口转变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机会称为“人口红利”，指出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人口年龄结构会发生改变从而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机会窗口[2]。
针对“人口红利”的具体内涵，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蔡昉认为中国建国以后发生人口转变，此时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大大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3]。都阳认为，如果在人口年龄结构中，15岁~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与此同时，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就将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称为“人口红利”[4]。刘元春、孙立等人认为“人口红利”是经济概念，而“人口机会窗口”则是时间概念，不能将“人口红利”等同于“人口机会窗口”[5]。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这些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稳态经济增长外的额外经济成果[6]。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收获“人口红利”并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人口红利”的作用。笔者认为，刘元春、孙立的看法是正确的，“人口红利”应该是指因人口转变而实现的经济效益，上文所说的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等表述，都指的是“人口机会窗口”，而“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获得“人口红利”的条件，只有充分利用好“人口机会窗口”这个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获取真正的“人口红利”。本文诣在让各位读者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如今人口数量庞大，即使有具有优势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劳动力剩余严重的情况，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得人口结构反而阻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国家及时实行了正确的经济制度改革，并且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资源能源也在迅速的损耗，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人均收入低下、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的状况下，国家和劳动者没有收获所谓的红利，由于劳动力充足，真正获取红利的是具体的用工单位。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的基本国情，我国并没有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不要沉浸在中国正在获取“人口红利”的美梦中而实施错误的人口政策误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2 基于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辨析
2.1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国家采取强制性政策形成的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是从西方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研究引进的，若要使用这一概念则需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西方的人口转变，是在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的基础上完成的，众所周知西方是工业革命的起点，人口转变过程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几乎是一致的，是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人口出生率较低，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大，并且劳动力基本充分就业，那么此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可能使经济的发展得到额外的推力。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采取强制性生育政策形成的，不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在强制性生育政策作用下，出生率迅速降低，而以往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力数量迅速上升，此时需要抚养的人口较少，人口的社会负担较轻，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此时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先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都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并且适龄劳动力数量大，就业负担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不能简单的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表面的相似性及对应的抚养比，来论人口的社会负担，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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