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小说《温故1942》的叙事策略(2)
从现实到历史，再从历史到现实，“我”在其间自由穿行，带给我们或慨叹、或愤慨、或感伤、或无奈的深切感触。
（二） 多视角叙事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这次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举世震惊。但显然这只是后来的人能从冰冷档案上所了解到的一九四二。而事实上经历了一九四二年的亲历者们，则站在不同的视线点上，彰显着不同的观念与视角。于是作者安排众多人物出场，让这些人物每个人讲述一个方面，各个人物基于自己的立场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也就形成了本文的复调特性，各个人物在作者笔下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也就形成了本小说的“多个声部”。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强调文本形式注重“对话”，也就是关注人，关注人如何在认识自我和他人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主体。在《温故1942》中，虽然各个人物有其独立的故事背景与情节，但是他们共同围绕的主题是“一九四二”，这就在作者安排下他们既发表个人见解同时又与他人的故事形成联系或者形成驳斥关系。在作者朋友看来灾难深重、死亡百万人的一九四二年，就那么轻易地被文中的姥娘忘得一干二净，似乎这两个人物的价值观念在此时就站在了对立面上，但是作者也强调“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的确发生得太频繁了。”于是之前的对立关系瞬间又被作者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对历经灾难老人的同情与理解。虽然是灾荒年代，但是姥娘却并未逃荒，那么百万灾民千里逃荒之说又从何说起呢？而后文与范克俭舅舅的对话显然回答了这个疑问。尽管河南灾荒，但仍有范家这样的大户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度过劫难，于是姥娘这样的长工便不必费力逃荒。但是与此同时，更多的是像花爪舅舅这样的普通人家，颗粒无收的土地交不起租子、军粮和赋税，于是便选择了逃出去寻出路。逃与不逃，境遇不同，显然选择也不同，于是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价值理念，有人选择坚守，有人却选择逃离。故事发展至此，是不是逃出去就好了？作者也给出了回答。逃荒的二姥爷、三妗饿死在了道儿上，扒火车轧死的、逃荒路上饿死的比比皆是。这一切都昭示着逃荒的不幸，而逃荒幸存下来的郭有运老人物质生活似乎很幸福，但衣衫破烂的逃荒形象又打破了我们之前的认识，五十年前的逃荒幸存者充满着现实的不幸，而李庄蔡婆婆的遭遇又将这种不幸继续加深，即使五年前她逃过了被饿死的命运，但几年的皮肉生涯让她成为一个家庭的耻辱。逃荒的幸与不幸，也在这些人物的诉说中相互矛盾最后又趋于统一：境遇不同，但是他们又同时在这场灾难中身心遭受创伤。在叙事过程中，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但是因为一九四二又建立起了联系，并且表达着相同的主题。
小说的复调性还体现在人物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分歧。身为地主少东家的范克俭舅舅对于烧抢粮食的人耿耿于怀，显示出他们阶级立场的对立，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地主之家的局限与狭隘；提起一九四二年，县铭记的是由他组织的赈灾义演的盛况而非民众的伤痛，对于灾难本身，他似乎又是个旁观者和局外人，他的语言显示着他对处于饥荒人民的冷漠与无情；文中的花爪舅舅仍在为抓壮丁时逃跑没当成台胞而后悔不已，他身上所体现的则是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反观当时的蒋委员长，在他看来，灾荒也许有，但并没有那么严重，远比不上他所关注的国际时局，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范克俭舅舅、县、花爪舅舅、蒋委员长这些人物是一九四二年的亲历者，又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小说是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各个部分形成有效补充，互相补白，叠加达成了一九四二年大灾荒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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