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2)
（二）接受主体
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被译介到一个国家，并且要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除了文体本身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之外，也必定离不开接受者的支持。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兴起繁荣，甚至掀起了一股翻译热潮，首先要归功于广大的读者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扩大了市民阶层，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之余也对精神食粮产生了需要。
近代译介到中国的域外小说，只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最受欢迎。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都被译者赋予了极其强烈的个人和政治色彩，侦探小说却因为它本身的政治性少得可怜，与当时的“改良群治”关系甚微。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政治功用，对侦探小说的翻译却并没有消减，由于侦探小说内容新颖、情节离奇，大大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和期待视野，获得了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热烈追捧。如陈平原所言：“就文学趣而言，侦探小说是晚清介绍进来的所有小说类型中，最对中国人胃口的。”[2]
二、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
（一）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中国译介的情况
1896年，梁启超主办的上海《时务报》首次刊登了本报英文编辑张坤德译著的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这是最早译入中国的侦探小说。这四篇小说分别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分身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3]由于刊登在《时务报》这样一份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刊物之上，使得福尔摩斯探案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1899年，张坤德所译这四篇加上《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被命名为《新译包探案》，由上海素隐书屋出版。《新译包探案》中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和科学严密的逻辑推理，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中国读者。
除了《时务报》和素隐书屋的译本外，1901年，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包括柯南•道尔的七篇侦探小说：《毒蛇案》（今译《斑点带子案》）、《宝石冠》（今译《绿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今译《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希腊舌人》（今译《希腊译员》）、《红发会》、《绅士》（今译《贵族单身汉案》）、《海姆》。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记载，1902年，黄鼎、张在新又翻译出版了柯南道尔的《议探案》，但一直未见原本，不提。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译者署名为警察学生，共收探案七篇。1903年，商务印书馆又译印了吹冰篇探案小说，名为《补译华生包探案》，但都均未注明译者。1904至1906，周桂笙、奚若又翻译了《福尔摩斯再生案》，全书共13案，但周桂笙所译的后3案不详。[4]
此外，还有许多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译入中国，1901年汤心存、戴鸿蕖合译的《红发案》（今译《红发会》），1904年小说林社刊登的奚若、黄人合译的《大复仇》（柯南道尔第一篇侦探小说，今译《血字的研究》），等等，大都是单篇发行，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而后来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刘半农主编、程小青等10人所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可谓集晚清通俗小说作家大成之作。全书共十二册，收录福尔摩斯探案44篇。郭延礼说：“探案的译文均系浅近的文言，虽然语言风格不尽一致，但大体比较通畅，亦较忠实于原著，此可谓‘五四’前福尔摩斯探案翻译的集大成之书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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