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中“动物叙事”能够形成一股潮流,具有多方面原因。以写作者为中心,可将原因总体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文学传统和外来文化,动物的特殊性等。内部因素,即人的认识差异,人的认识变化,作家的创新意识等。以下具体分析:(一)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作家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定时期,“普遍公认的‘真理’在他们这里常常遭到质疑,整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危象丛生,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通常不被接受,话语权限经常受到扼制,甚至动辄得咎。” 这是一种相对特殊的社会环境。而通过动物来表达自己想法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减少不利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野狼出没的山谷》,作者写人兽之间的故事,实则欲反映人事。(二)文学传统和外来文化。一方面是文学传统因素,前文已作阐释,此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外来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对我国作家“动物叙事”的创作具有一定影响。如: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欢乐》、《复仇记》等均明显体现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三)动物的特殊性。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与动物存在多方面的相似性。但同时,人与动物又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作家以动物故事、动物形象为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观人类世界,从而上升至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四)人的认识差异。人是具有独立意识和思维的个体,对于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具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会反映在作家的创作中,形成独特的动物叙事。(五)人的认识变化。从强调征服自然(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到崇尚保持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的生态意识的变化,反映在不同时期作家的“动物叙事”创作中,体现出人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六)作家的创新意识。作家受个人创新意识的影响,采用独特的限知视角——动物视角,展示更为生动、更具吸引力的故事。

以上,“动物叙事”具有深远的渊源,并且在文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莫言和迟子建是20世纪后期对中国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位作家。其创作均呈现了大量的“动物叙事”,但在叙事的内蕴、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及差异性。探究其作品“动物叙事”的差异及其成因,对研究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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