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后期诗歌的学术评价问题
毕业论文关键词：穆旦 后期 风格 转变 现代性
在中国新诗的研究领域，十数年间穆旦的诗歌研究是不断升温的研究热点。他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也是最具现代性的诗人之一，甚至在1994年被推上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的榜首。他以“超于常人的对苦难的敏感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接通了自鲁迅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化之最坚毅的生命之流，从而在整体上完成了对许多诗坛前辈的超越，站到了现代中国新诗发展的前区，穆旦的实绩显示了20世纪中国诗歌在现代转化程序中的最鼓舞人心的景象。” 然而穆旦研究也一直面临着两个困境，首先一点是无法走出前人的评说。我们都知道，对穆旦诗歌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研究者大多是穆旦的同学、诗友，如王佐良、袁可嘉、唐湜等人。诗作也大多是在小范围内传播，除了朋友们的赞誉之外，他很少有读者。也正是这些人的言说，称为今天大多数研究者解读穆旦的的重要基础和基本观点，比如“非中国的”、“丰富与丰富的痛苦”、“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传统”。 这些观点也成为后来研究者的范式，后来的研究者很多时候是在填补充实这些范式性的观点但却无法走出来。
另一点就是对于穆旦前期和后期诗歌创作研究的不平衡。实际上，穆旦留下的诗作并不多，40年代算是他诗歌发表的高潮岁月。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为他打开了现代主义诗歌这扇窗子，青年穆旦很快地接受了奥登、艾略特的写法。正是穆旦诗歌中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成就了穆旦的诗名，所以人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只有矛盾痛苦、扭曲分裂才能够代表穆旦，才是真正的穆旦诗歌。很久以来，人们的研究重点都放在穆旦前期的诗作上，也就是他在四十年代所创作的诗篇。而因为他后来的生活经历和时代原因，穆旦鲜有诗作发表，成为“隐失的诗人”。而经历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刚刚满怀热血地开始为新中国奉献，就被“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打压折磨，使他身心俱疲。20多年间，他只有凭借缄默和忍耐才能保持住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由于时代的原因，穆旦的大部分诗作待到他去世后很久才得以公诸于世，而更大数量的诗篇则是在散落遗失了。这在客观上也对学术界对穆旦后期诗歌的研究造成了延宕和困难。
本文选择穆旦后期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的考虑，这是由于学术界很久以来对穆旦后期诗歌的忽视，导致了对于穆旦后期的评价并没有前期似的经典性的统一论说，仍有很大的探讨争论空间，这些意见不一的研究观点本身就能体现出穆旦后期的绝不同于以往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心态。对于研究理解诗人的晚年心境有着重要的启发。
一、 穆旦诗歌创作“后期”的形成与界定
一个作家的后期写作是由其创作时间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处在最后的位置而定，而无关于其年龄因素。所以这里的“后期”写作，应该有“年老之时”和“末年”两种解释。1972年，穆旦在“五七干校”劳动结束后，恢复了和萧珊、杜运燮等友人的通信。这时的穆旦还不服老，他表示：“我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头发白了，老相十足……但这只是外观，内心还是那个我，似乎还和年轻时一样，只是外界不同了。” 他在政策初步落实之后，从堆积着无数册之前被各个单位“造反派”查抄没收去的书籍稿件的仓库中找到了当年萧珊赠送的《拜伦全集》，和自己所译的《唐璜》的丢失部分。这事令穆旦特别高兴，他决心要尽快修改和补译《唐璜》，增订《拜伦抒情诗选》，挚友萧珊的离世也更加坚定了他要以此纪念亡友的决心。终于在1973年完成了《唐璜》的整理、注释工作，穆旦满怀希望的亲自将译稿寄往邮局，觉得他不辞辛劳的付出终于可能有机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可见这时的穆旦是在等待转机的，他心态还没有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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