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德国反犹主义根源研究(2)
犹太人成为一战德国战败的替罪羊。战争失败之前，由于封建残留的民族主义优越感和军国主义思想已经扎根在德国人民的脑海中，他们对于一战有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这是他们在战争失败后更加难以接受，他们怀疑战争的失败一定是另有隐情，而政府为了重建人们的信心也急于寻找理由，他们需要寻找一只替罪羊，想方设法将民族内的矛盾向其他方向转移，由于外部战胜国的强大压力，使他们没有招架和反抗的余地，他们只能将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并且犹太人作为替罪羊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加上反犹主义在西方欧洲国家一直存在，这时候恰好可以被利用。这样将人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不满心里转移到犹太人身上，日耳曼民族逃脱了罪责，更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就这样，犹太人充当了德国民众发泄不满的宣泄口。而这时候有一种言论，说犹太人是背后捅刀子的人，这样的言论被广泛传播开来，并且产生了极大地影响。一方面，德国人是乐于相信这样一种言论的这样的言论给他们一种对于民族自信的安慰，弥合了他们既有认识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落差。另一方面，造谣者給这一言论寻找的一定的理论事实依据，编造的像真的一样，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德国历史进程中有过各式各样的流言、传说，但很少引起的效应能与“匕首论”相比 。传言说，战场上的失败是由于民主和社会民主在背后捅了前线的战士一刀，希特勒说，“无畏的军队从上到下都被犹太人收买的社会民主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
这一言论不仅把犹太人牵扯进一战失败的罪过，也把执政的民主人拉了进去，这就为一些种族主义的派上台提供了机会。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战胜国对于德国的压迫加剧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尤其是在《凡尔赛合约》出台后，许多派的舆论宣传使人们对在合约上签字深感恐惧，这些派给执政的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而以社会民主为首的执政联盟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战胜国给他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出于大局考虑在和约上签了字，而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社会民主为首的执政联盟的不满，这更引起了其他在野和右翼势力对他们的攻讦，尽管社会民主极力奔走宣传在合约上签字的必要性，但由于其他势力的诋毁，人民还是觉得魏玛共和国政府无法保护人民的利益。在1920年的选举中，各方势力角逐导致社会民主成为最大的输家，得票率仅为21.6%，而魏玛执政联盟的得票率从76.2%下降到43.6% 。社会民主的倒台使德国出现了权力真空，这样就为一些种族主义派上台提供了机会，政局的不安定使反犹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在一些反犹派的宣传下更加传播开来。
另外，“犹太布尔什文主义”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希特勒的反犹态度很大程度上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德国人一直对俄国人有一种恐惧的心理，而一战德国战败后，俄国的布尔什文克在德国展开了一系列运动，想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和对世界的影响，一战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为他们深入到德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德国人由于各种因素却对布尔什文克怀有恐惧心理，德国内部极力抵制他们在德国的影响，掀起了反对布尔什文克的运动，关于布尔什文克危险的宣传不绝于耳。由于一部分苏文埃的领袖为犹太人，这就又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口实，他们在宣传中将犹太人和布尔什文克危险的关联性大肆宣传，人们便对犹太人的恐惧更加深了一层，反犹主义进入新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