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与阿Q人物形象的比较(2)
鲁迅创作的阿Q形象也揭露了国民性格的病态心理，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但外来的民族侵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外来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打击，军阀割据，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对底层大众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加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输送的鸦片给中国国民带来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导致了这种愚昧、麻木的病态民族性格。
堂吉诃德和阿Q的共性都是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塞万提斯和鲁迅两人都本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家国情怀，通过悲喜剧的创作手法，对两国当时的国民性格进行深刻的探讨，进而创作出这两个对当时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鲁迅虽然是站在小农经济特别是下层农民的角度进行创作的，但是他在概括国民性格的时候，显然是把各个阶级的典型形象都融入了自己作品的人物形象中，阿Q所代表的不仅是落后的农民群体，他身上也有愚昧的封建官僚的影子，也代表没有觉醒的工人阶级。鲁迅运用独特的创作手法，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阿Q”。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鲁迅的目的在于教人反省，催人自新，唤醒沉睡的人们，让被奴役的精神获得解放，使每一个人都追求人格的独立，从而使旧中国变得强大。而堂吉诃德所代表的仅仅是沉湎于骑士小说，沉迷幻想，不切实际的一类人，他们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人文主义的熏陶，而他最初单纯的目的是讽刺当时的骑士小说，讽刺那些不思进取，耽于幻想的人。
正如塞万提斯在书中写道 “堂吉诃德只有在谈话涉及骑士小说和骑士道时，才显得疯颠可笑。一旦问题涉及骑士道以外的事，他便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对世风人情、天文地理、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都能发表一套聪明的意见”， [1] 只要内容跟骑士道无关，堂吉诃德便非常清醒，甚至能说出许多至理名言。他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显而易见，堂吉诃德成为了作者人文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表达者。塞万提斯在塑造堂吉诃德这个角色时，不仅给了他血和肉的生活，更把本人的品格、思想和情感也给予了他。当时的西班牙教会专横、人民困苦、社会黑暗，仅靠那些刚刚才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文主义者改变不了任何现状，作者本人苦于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好将思想寄予在堂吉诃德身上，借这个“勇敢的骑士”来传达自己的理想。
显而易见，塞万提斯和鲁迅都塑造了一个荒唐、可悲而又可敬的角色来代表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下的人民大众，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表达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