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孽子》中的新爱情观同性恋(5)
老鼠与自己的哥哥一直相依相存，而他的哥哥却是一个暴躁的人，喝酒后常常对其进行家庭暴力，而老鼠为了文系感情并不还手。为了缓解和发泄压力，老鼠便经常偷盗，其身份是被广为知晓的小偷，他在同辈少年中身份最低微，即使在同性恋者内部也是边缘者身份。在备受折磨的日子里，偷窃成为他交换情感价值的手段。比如说某一次交易中，由于客人用香烟头烙印身体的特殊性癖好，伤痕累累的老鼠于是偷了客人的钢笔作为补偿。偷钢笔的行为对老鼠来说就是一种情感宣泄手段。老鼠有一个被其称为百宝箱的铁箱，他每次跟人去都会偷一些东西回来放在他的百宝箱里。他一直守着那只生锈的铁箱，因为这个箱子里面盛放的不仅仅是赃物，更是老鼠隐藏极深的情感，即使在他遍体鳞伤的时候，老鼠的怀里仍紧紧抱住那只百宝箱。面对社会的普遍歧视和不友好，许多同性恋者都会深深的压抑自己的感情，就如《孽子》中的老鼠一般，这是一种扭曲的精神情感。在《孽子》的最后，老鼠是唯一没有离家，却被送进辅育院里接受社会教育的孩子。
三、从《孽子》看白先勇的同志爱情观
2000年以后，白先勇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谈到他的作品《孽子》和社会的同性恋现象时曾经表示：“对我而言，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恋是人类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了这部分，人性就不齐全。同性恋超越了种族、阶级、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它永远是少数，但永远都存在，如果因为是少数，就将这一群人的感情、人性歪曲，这并非文学的宗旨。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性有高尚、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毁灭的一面，不论是何者，文学都应该全面地对之加以探讨。同性恋者也是人，人所有的属性，他们都有，他们对家庭、对爱的渴求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只是性别不同。” [9]
（一）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改变
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不分文化、传统及社会，是从古代就存在的，远自古人分桃断袖，近至蓬勃发展的彩虹旗运动，总体来讲同性恋是受到社会排斥的，整个社会的习俗、法律乃至人心世态对同性恋都是歧视的，践踏和忽略同性恋者的权益和尊严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近代对同志迫害最重的时候，某些保守主义的宗教甚至会从肉体上消灭同性恋者。十九世纪英国的天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也因为同性恋的身份坐过牢。王尔德是以鸡奸者的身份上了法院，并以同性恋者的身份被判刑，最终王尔德在监狱中愤而自杀，可以视作旧时代社会压制同性恋者的一个缩影。
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知识信息大爆炸、科学尤其是心理科学的进步，大众心态逐步开放化和宽容化，人们的想法不再封闭，对于同性恋大多也能保持着平常心看待。同性恋在当今社会也不是禁忌话题，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欧美逐渐出现了一批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和电影。《指匠轻挑》、《断臂山》等同性恋题材电影在欧美大受欢迎，而在华语文学娱乐圈，也出现了《十七岁的天空》、《蓝宇》、《春光乍泄》等这样的大人气同性恋题材电影。而作为华语文学圈同性恋题材小说的最杰出之作，《孽子》更是大受欢迎，从1981年出版开始，短短几年之内，就受到华语文学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海外发行，更在许多西欧国家引发轰动。而电影改编作品更在八十年代的台湾相继上映，这与整体社会观念的进步，当局文化政策的开放以及人文理念的普及是分不开的。短短二十年内就有如此转变，社会进步可见一斑。
（二）《孽子》里面的同志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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