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精神性死亡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命运

由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方方一直以来都热切关注和思考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方方小说文本中大概可以将知识分子归为三代人：一是国破家亡年代英勇的“祖父”；二是新中国政治风云下卑微苟活“父亲”；三是当下物化社会中的“我们”。同样，死亡仍是这类小说中较为活跃的因素。方方以他们的不同形式原因的死亡，表达她自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关切和忧虑。从《祖父在父亲心中》到《言午》、《金中》、《乌泥湖年谱》，再到《定数》、《状态》、《行云流水》等，反映了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命运悲剧。如“父亲”，“言午”“金中”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才华横溢，满腔热诚，志在有一番作为，然而在那样混沌狂热的年代，文明和知识被野蛮无知践踏，父亲一辈的知识精英被打压排挤，在无法操作的命运面前逐渐卑琐茫然。当文明最终战胜暴力，社会恢复稳定时，他们已然丧失了最初的那份生命的热忱，心里留下永远的伤痕痛苦，精神无所归依，趋于死地，有的只是行尸走肉的活着而已。《定数》中的肖济东等人，作为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父辈那样的政治迫害，但其命运并没有因为经济政治文明的高速发展而得改观，知识分子的身份反而逐渐趋于边缘境地。《状态》中鲁村选择惨烈的自杀方式，以及绝笔书的激愤控诉，就是对当下知识分子尴尬处境的绝望反抗，他的悼词“安息吧，人世间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鲁村同志。在那个遥远的国度 ，或许你才能找到自己纯洁的位置。”[2](p208)是一种无声的呼吁，又是一种痛心的叹息。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取决于经济世俗标准，精神与物质之间呈现出不对等的关系对峙。造成知识分子在不断的被改造和物化。若要守住自身最初的那份净土，定不被世俗所容。

3．历史性死亡与战争下的生存选择

诚然，在战争暴乱中，死亡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平常事。死亡是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记忆，承担着人类的罪恶代价。方方对于历史战争的正义性没有褒贬，她在展现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死亡形态时，更多的是去给予他们生命本体的关照，赋予他们存在的意义。这类小说多取自和武汉有关的历史性战争，通过文本中死亡事件的叙述，填补当下人们记忆空白，表现在战争背景下的主体的生存选择。如《民的1911》叙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这段历史。革命起义，本就是一种反抗的暴力。然而在这样的暴力中，很多人自主选择用死亡这一极端的做法去捍卫自身追求革命暴力的合理性。小说中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在起义革命前被捕，然而却慷慨赴死，用热血书写革命的正义。《武昌城》描写了北伐战争中北伐军攻打武昌城的一段历史。书中守城官马维甫在北伐军围城数月后抵不过良心的责难，选择放弃军人的人格开城投降。当他做出选择时注定他走不出心灵的拷问。最后他选择在武昌城门楼上跳下去。在战争动乱中的选择，有时是身不由己，而这份选择的沉重也只有自己承担。然而只有少数的英雄被记忆，更多人的死亡在战争中就如同尘埃一般被忽视。在方方这样的历史小说中，更多的展现当下与历史的某种联系，书写历史的真实，再现记忆，使今天的读者认识到历史中生存的选择的艰难和死亡的价值。源'自^吹冰],论`文'网]www.chuibin.com

4. 死亡与女性生存的不可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