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芭芭拉•霍利威尔形象论文(4)
爱情只是男人生活中的一样东西，但它却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女性对男人的依赖，对于爱情的向往坚守，对于家庭的付出奉献，使她甘愿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甘愿充当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在家教导孩子，照顾公婆，只有这样才是被封建道德所认可和褒扬的，封建社会有无数多这样的女性，和红王妃一样，永远站在幕后，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芭芭拉•霍利威尔虽然是一个新女性，但是她也免不了落入俗套，她也想尽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本分，她会定期的去医院看望生病的丈夫，关心丈夫的病情，使生病的丈夫不会感觉到被抛弃。当从首尔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回国时，还不忘记给丈夫带份礼物，“丈夫非但不领情，还把儿子的死怪在她的头上，但是，那样的探望至少可以令她良心稍安”。[4]
三、走出牢笼，获得新生
一直以来，女性的生理属性，使女性承载了为人类繁衍后代的责任，在经历了婚姻生育后，女性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取悦夫君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全部，她们把最旺盛的青春消耗在家庭中，在这种无穷无尽的循环往复中，女性陷入了个性压抑中，德拉布尔曾说过从自然性别而言，女性被禁止承担积极的角色，她们很少有自主权，另一方面，“父权制社会规范要求女性具有温柔、善良、贤惠、贞洁、忠诚的美德”。[5]社会的不公造成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就像波伏娃所说的，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女性的他者地位，不自由的处境，边缘化立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被社会驯化的结果。
德拉布尔的小说深受伍尔夫的影响，“描写女性生活的真实面目，揭示她们在父权社会中所受的压抑及其反叛”。[6]在伍尔夫看来，女性的经济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宣言书”,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指出, “女性要成为自己,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每年五百英镑的收入。”[7]钱和屋子是一种象征，只有获得经济的独立，妇女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不然只能落得在家依靠丈夫，伺候公婆，在外遭受歧视的下场。在《第二性》中,波伏娃也指出：“纵观人类的历史,女性的生活一直被月经, 怀孕, 生产, 哺乳这些活动所左右, 而这些活动降低了她们工作的能力, 使她们有时不得不完全的依靠男性来获得保护和食物。因此,女性就与家务等同起来,例如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等重复性的劳动。”[7]而同时, 男性却可以自由地生活和享受所有的一切。女性被重复的家务劳动所羁绊,无法自拔，成为被束缚的客体。
德拉布尔的《红王妃》中，塑造了古代朝鲜红王妃这个形象，作为一个依附男性的女性，最终沦为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在《红王妃》中，这样的女性何止她一个，朴英爱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女性，她曾经深受思悼王储的宠爱，受宠前在尚宫局洗衣，地位低下，受宠后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当思悼王储犯病时，却可以轻易的杀死她，她的生命在男权社会中是多么不值一提。所以没有经济独立，完全依附男性而生存的女性，不仅生命卑微，而且人格卑微，不仅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把握。而与她们形成强烈对比的芭芭拉，则在追求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不会因为金钱被男人颐指气使，不会因为家庭放弃工作，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过着婚姻以外的性生活，和情敌友好相处，跨国领养孩子，在她眼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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