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清代学者对碑额的关注

到了清代中期，包世臣、阮元、杨守敬、康有为等立倡碑学的书家都注意到了取法碑额的重要性。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说道“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法，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今榜不可见，而瓦当、碑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 当中的的“碑头”指的就是“碑额”，就是指北朝书法家宫殿题榜已经不存在了，不过从存世少量的碑额中能够得见大字的样式。包世臣在他的《艺舟双楫》中提到：“古人书有定法，随字形大小为势。各碑额、《云峰山诗》、《瘗鹤铭》、《侍中石》，字方四五寸书体虽殊，而大小相等，则法出一辙。至书碑题额，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则笔法顿异。” 他认为写大字和小字各有各的法则，应当区别对待，用笔方法也应该各不相同，包世臣认为碑额篆书属于大字的用笔方法，从碑学的角度看来，大字更应该强调笔画中段的丰富和坚实，这样远观时才能立得住脚，具有憾人气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同样提到可以取法的汉魏碑额十七种，康有为对这些碑额的总体评价为妙丽。取法碑额已经得到碑学家的充分肯定，在理论界形成气候。在打破了学习秦篆的体势之后，清代篆书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意。来*自-优=尔,论:文+网www.chuibin.com

2。3 清代书坛对“汉篆额”的借鉴与创新

其实早在宋，蔡襄和欧阳修就已经开始关注到汉魏碑额，并将它列在金石著录里。叶昌炽《语石》记载“汉魏碑额，笔法奇伟可喜，非后人所能仿佛。蔡君谟见《后汉南阳太守秦君碑额》，苦爱之，欧阳公遂著於录。” 蔡襄能够感受到碑额的动人之处，在当时却“寡于知音”，欧阳修的著录也只能聊备一格。

2。3。1 书家

对清代影响较大的书法理论家们，都注意到取法碑额的重要意义，前期钱坫和王澍的尝试，虽注意到参法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并未有所改变，未能深入到笔法层面，直到清中期邓石如通过运用更加含蓄、凝练的笔法，成了能融汇碑额的关键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