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故乡天下黄花》(3)
在这饱经战乱的马村，村长这个位置已经成为可以把握一切政治权利的“宝座”。“无论是关于个人生活的事件，还是关于一个机构一个国家或整个民族的历史事件，都不能明显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5]小说中乡长田小喜到职之后便把原村长李老喜辞退去，但后来发现村里除了孙家和李家就没有别的人可以当选村长了。这便反映出国民政权的迂腐与无能。小说通过对民国初年至文革时期那段历史的复杂变化描写，从某种意义上指出国家政局的变更导致了河南马村孙、李两家的世代仇杀，同时也透露出近现代中国政治变化对底层社会造成的影响。小说中李老喜受惊吓致死而非遇刺殒命看似荒谬，却是对袁世凯复辟的剧烈暗讽，隐喻着袁世凯称帝失败的下场。小说中孙家老冯、老得这两位家丁的无能，隐喻了孙文所主持的护国运动的惨败；与此同时，孙老元的干儿子许布袋从一个有产者蜕变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氓，但后来他的身份却被定义为国共两的“革命自由者”，许布袋也傲称自己是老革命家，这一故事情节的设定可以说是对中国近现代以来革命斗争的无情的嘲讽。
在这部以家族仇杀为主的权力斗争中，只有李老喜的大儿子李文武脱颖而出，他貌似一个平庸之人，但是却懂得使用官场手段来解决事情，在父亲去世之后，他就去找县里的司法主任老马投诉父亲李老喜被许布袋吓死这件事情，这样的觉悟在马村并不多见，更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这一事件也暗示出在旧中国由于乡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力减弱，以李文武为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开始以司法途径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诉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论是乡绅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会被庞大的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恰恰证明了历史循环的更替原则。王侃在所发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及范本》里说道：“相对于权威历史话语对历史决定论（必然律）的强调，新历史小说则以偶然性来阐释历史选择与历史走向。”[6]刘震云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只是以某一地区人们生活状态的表象为载体，并借用小说的形式来书写心中的历史。其实在小说的故事当中，故事之离奇、人物性格之荒诞并不是完全虚构的，大部分是对那段时间中国农村地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也没有纯粹地来宣扬主流历史，而是在讲述我国农民最真实的生存境遇和欲望诉求。小说中孙殿元通过简单的翻阅“三民主义”而当上了一村之长，其实他自己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一窍不通，根本不明白“三民主义”讲的什么，后来孙殿元与孙毛旦认为“三民主义”没有利用价值了，便拿去擦屁股用，这也反映出中国农民愚昧和对革命认识的浅显，再后来孙毛旦投靠了，成为了最后的革命胜利者。在那个年代，广大农民不关心革命的本质内涵，只关心革命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利益，显得那样肤浅和庸俗，但这一切，却是真实乡村，真实的中国。
无论中国近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经历过多少次革命斗争的洗礼，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都反映出了底层生存命运的反复。刘震云笔下的马村，存在着对历史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精神也由于贯注在坚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而磨砺出相当尖利的锋芒。”[7]
三、对历史偶然性的凸现
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新历史主义小说往往借助于历史偶然性来凸显和申明自己的历史观，表明历史发展的无规律性和荒诞性。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多以人物偶然的非理性选择来推动叙事情节的向前发展，从而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中人物的选择多受时代大背景影响而明确革命信念的定局。在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时代大背景对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也表明了传统历史小说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设定多涵盖在历史的必然性之下。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人生设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创作上理性和必然性的规律，从而达到了对传统历史小说中历史真实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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