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丁戊奇荒和1942年灾荒救灾措施的比较分析(2)
（一）政府官员与灾荒救济
政府官员是中央法令的执行者，因此自从灾荒发生后，我们可以从清朝地方官员的具体行为上看到政府的某些救荒举措。地方官员行为的有效性和及时与否直接影响朝廷对整个灾荒的救助和灾后的恢复生产。
1、劝富室修理房屋，以利贫民口食。力劝富裕之家在灾荒来临之时主动修缮祖祠房屋，以此变相救灾：“富户若兴此之工，荒年物料低贱，工价不高，较之丰年可节省更多的费用，贫民也可以借出工以资糊口。同时告诫这是一种行善积德的行为，鼓励官绅带头‘极力劝谕率’为之，不要因为‘一二吝啬之民，偶有不愿，遽尔终止’。”[1]通过此种措施，可以使饥民在荒年无物裹腹之时得些许银钱，以资糊口；政府也通过此举变相的达到了借工赈贫，并且很好地救济了灾民，稳定了社会秩序。一些富户就很好地执行了这项措施，如榆次常家就曾出银三万两，雇工在家族祠堂中修缮戏台，变相赈济灾民。
2、出地方公资接济赈款，劝捐输以敦任恤。曾国荃的救灾措施中两者本来是分开的，但就实质上说是相同的。赛神演戏的习俗在山西等地由来已久，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地关于筹集资金的体系。在山西旱灾的危急时刻，曾国荃曾指出“时值荒旱，救人急于侍神，应劝令各村社首，或将旧存香资悉数陈出，或酌留三分之一，出其三分之二，会同村众，分赈各村各社饥贫，或仿以工代赈之意。”[1]他的这种举措既可以照顾民众的感情，同时又可以达到救济饥民的目的，从现代意义上来说，颇具人本主义色彩，部分的体现了人文关怀。
他认为“赈恤制事，众人易举”[1]，地方官员应该尽力对市镇中的富裕之户进行劝谕和奖励。用福报恩泽之说，加以劝说，希望他们可以主动捐钱纳粮，以资助赈。在具体劝谕方式上，曾国荃告诉下级，要官员捐资以身率之，或者用福报等说法进行劝谕，或者多方赞扬以名誉劝之。只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劝谕，肯定会出现听者众多的局面。
3、慎择办赈之人，主管放赈；对于主管放赈之人，不允许衙役参与，并且要从当地有声望之人中选取可当大任者，以督赈济之事。对于粥棚地点的设置，地点尽量多设并且相互分开，以方便老弱之人和交通不便之地。地方志中记载，有一饥民位于东部山区，为领取救济，来日奔波与路途之上，所食善粥也尽耗于来往之脚力，得不偿失。并且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多集聚一个地方容易产生“疫病”，更要求男女分开来以防疫气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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