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一鉴》看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2)
二、郑舜功之生平大要
郑舜功，生平仕履多不可考。其名在《明世宗实录》中出现过一次：
及前总督扬直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丰后，丰后岛遣僧清授附舟前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小岛夷众，义镇等初不知也。于是宗宪疏陈其事，言：“洲奉使宣谕日本已历二年，乃所宣谕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请国体无所逭。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令其传谕义镇、义长，传谕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钤制，勾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疏下礼部，言：“来使宜优赉遣回，如宗宪议其宣谕一节，事关国体，未可轻易诏。”仍详议具奏部臣，乃请令浙江布政司，以有司之意移咨风示义镇等，转谕其主，一如宗宪议报可。3
《明史》中亦有关于郑舜功之记载：
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于是宗宪疏陈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历丰后、山口二岛，或有贡物而无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无国王名称，皆违朝典。然彼既以贡来，又送还被掠人口，实有畏罪乞恩意。宜礼遣其使，令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王，擒献倡乱诸渠，及中国奸宄，方许通贡。”诏可。4
由上述内容可知，关于郑舜功的事迹，两本史籍所述内容基本相同，且并未详细记载郑舜功之行实。所以，要想对其进行深入的了解，唯有从其所著《日本一鉴》中方能窥探一二。
郑舜功主要活跃于明嘉靖年间。从《日本一鉴》各卷之首述有“奉使宣谕日本国新安人郑舜功”，可知其为新安人。其以“布衣”自称，又有自述“于岁乙卯赴阙陈言，荷蒙圣明不以愚昧罪功，特下兵部，咨送总督军门，转咨浙福军门，文移浙江司道议，功使往日本国，采访夷情，随机开谕，归报施行……”5可见其非官员。进京建言，然后奉命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出使日本，“丙辰（1556）汛月，舟至日本丰后国，自以大明国客之名，随谕西海修理大夫源义镇，禁戢所部吹冰国地方。”6自言“馆彼吹冰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7，可知其在日本停留了吹冰个月，并于嘉靖三十吹冰年（1557）回国。后被牵连入狱，“先是，布衣郑舜功往谕日本。至丰后，得彼之情，乃以从事沈孟纲、胡福宁赍执《批书》，往谕日本国王源知仁，获其听信。远至潮州，执赴投辟望巡检司照验，却被弓兵毁灭，诬执下狱。信报得知，告言军门（胡宗宪）而不之信。令人伸救，已陷杀其间矣。”8于7年后的嘉靖四十三年（1564）终得以平反。此后遂完成《日本一鉴》一书。
郑舜功对于出使日本的业绩，有着很高的宏愿。自言：
功思旧章，冒干天听，荷蒙圣明，遣使海外，奉宣文德，化道裔夷，得其要领，期致治安。归罹媢嫉，卒致偾事。偾思张骞出自草茅，非奉使命，终老无闻。功亦草茅，时际圣明，奉使化外，功将垂成，不罹媢嫉，然东海荡平矣，而功岂下张骞耶！蠢尔海寇十有余年，汎动风生，徒报燋烂，奚为长治久安之道哉！孤愤不已，遂以见闻类编成集目，曰：《穷河话海》，及凡古今驭夷之事，知则悉载。9
然郑舜功命途多舛，壮志难酬，唯有撰写《日本一鉴》一书方能抒其心胸。
三、明人日本观初探
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简单来说就是明人对于日本的认知，其中包括明人对日本的了解情况以及对日本的评价。随着明代中日之间密切的交往，明代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接触较前人更为广阔，不论是有意识的关注还是无意识的印象，几乎身处各个阶层的明人都会形成一定的日本观。但由于条件所限，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日本观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郑舜功作为出身于普通中国百姓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员，其著作《日本一鉴》即发扬了明代官方的日本观，又不忽视作为普通百姓对于日本的认识，同时也突显出了知识分子研究日本的最高认知水平，可谓是不可多得的能宏观了解明代各阶层中国人之日本观的代表性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