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苏轼的人生态度与诗歌风格比较(2)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思想开放、经济繁荣的时代，统治者能够对各样人才与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为才华之士提供各种晋升的机遇。在这样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下，士人们自然而然地有着昂扬的精神状态。纵然李白谜一样的身世只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并非名臣、文豪，而这样宽松的大环境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与学习进取的无限机会。蜀地盛行道教，也自然而然地为李白铺染上了这样一层飘逸的仙道的生命底色。未至弱冠之时，李白就和一个名叫东岩子的好朋友一块儿在岷山潜心学仙，[11]也曾经在大匡山的大明寺中发奋读书。在唐代，寺庙是贫寒书生苦读诗书、韬光养晦以求显达的地方，而到了李白这里，读书就变得似乎没有那么重要了，他终究不是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痴呆书生，对于他来说，云霭深处的诱惑远远高于书中的如玉容颜。山中“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1]的美好景致，在李白的胸中自然而然地化作了诗歌。兴致来时他便去访山中的道士，而求访不遇，“愁倚两三松”，人松相映，必然也是一道好风景。他低吟着“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登锦城散花楼》），徘徊在成都山水之间。年轻的诗人何忧之有？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么？此时的李白二十一岁，古往今来，二十岁都是一个渴慕远方的年纪，想必李白也不例外。只是他所渴慕的远方，非等闲之辈所想，而是那云霭深处的逍遥自得。倘若能与骑羊子相逢，他定要与之携手凌跨白日，去飞升成仙。或许李白真的是谪下凡间的仙人，加之蜀地浓厚的仙道氛围，更使他在冥冥之中念念不忘天上的仙居生活。但满腹才华又使他十分肯定自己的价值。走出大山，平交王侯，建立不世功业，待实现自我的价值，然后方才是回归仙班之期。
太白人如其字，如浩渺星空里的太白金星一样充满仙家道学的神秘之气。这在他的诗里随处可见：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江上吟》）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二）岷江水色与子瞻之睿智
与一身皆是迷的李白不同的是，苏轼的出身、经历与际遇都有着更加详尽清晰的脉络。其祖籍四川眉州眉山镇，这方小镇盛放荷花，又得玻璃江滋润，极适于居家。玻璃江，顾名思义，水色晶莹剔透，呈深蓝色，是岷江的一支支流。苏轼的家庭极具文学传统素养，他的祖父苏序爱好读书且善于写诗作文，他的父亲苏洵是古文八大家之一，母亲程氏也颇具学识修养并且非常明白事理，曾以《后汉书》中范滂的故事勉励幼子，又有弟弟苏辙作为玩伴与学伴，故而他的青少年时期应当是在一种十分温馨和谐、充满诗礼书香的宽松氛围里度过的，也可以说这些都是他生命的底色。直到二十一岁随着父亲和弟弟出蜀地入汴京时，他已经是一个颇具学识修养的年轻人了。在这个思想通脱意气风发的青年人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从眉山到京城，一路的山水街市风光，带着无限的新意出现在他的诗文之中。
“锦水细不见，蛮江情可怜。” （《初发嘉州》） [2]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江上看山》）
“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 （《荆州》（其一））
这段旅途，父子三人相伴，本是为进京赶考，一路上兄弟之间诗词相和，甚是惬意。子瞻有诗云：“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这本是苏轼的想象之辞，含有安慰山胡鸟的意思，其中却有远离故土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踌躇满志。路过屈原塔时，他赞赏屈子是古壮士，感叹世俗之人不能够理解屈原就死的刚烈而眷眷不舍，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他一出现、一发声，就显示出常人难以具备的通脱与睿智眼光，中国北宋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将要由眉山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腾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此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三十年后再无人谈老夫”的预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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