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观念的嬗变(2)
一、近代教育观念发展的工具化时期(从1862年到1904年)
这个时期主要向西方学习外在的器物，它是在洋务运动的呼声甚嚣尘上和中体西用思想推广开来的背景下确立的。这一时期教育主要被看做挽救清政府的统治进而国富兵强的工具，教育主要作为发展经济完善政治的工具为人们所关注而不是其本身。人们对教育的思考虽不再局限于儒家思想和死板的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却也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局中不得不进行的思考和补救。洋务派官员为了发展教育采取了种种举措，比如开设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同文馆培养了大批翻译和外交人才，以便与外国交涉时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同时派遣出国的留学生最终都要归国成为清政府的大小官员。由此看来这些举措都是针对性的，在短期能取得成效的，终极目标都是文持清政府统治的作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传统教育思想的体现和更加登峰造极的发展。教育作为政治的附庸在中国古代主要用来改良民风官德、培训官员、保证政治清明、保障国泰民安，这也是在儒家文化在与传统政权逐渐结合并为之利用的产物。而科举选官制度将教育改造成为步入统治阶级的敲门砖，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和功利化的渗透使教育成为了封建政权的附庸。刚被西方的枪炮打开国门的中国政府同大部分开明的中国人将西方的战胜简单的归结为其科技的发达即“奇技淫巧”，由清政府捍卫者中的进步部分主持的洋务运动便从开办新式学堂学习科技文化开始。
（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同文馆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特定背景下成立的。1840—1842年由英国挑起的为打开中国市场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古老帝国闭关而治时代的结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856—1860年的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中的外国“公使驻北京”和“内地游历”、“内地通商”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破产。清政府不得不认识到曾经的朝贡之国和蛮夷部族已经发展强大到能用大炮打开它的国门。目前的中西矛盾也与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夷夏冲突不同，这种矛盾也不是以往简单的安抚或朝贡体系的方法所能解决的，需要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套用西方成熟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以发展改良自己。由此，培养了解西方语言和能够翻译西方书籍的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洋务派为适应办夷务对外语人才的需要而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在1862年经恭亲王奕䜣等官员上奏设立。
在教育观念上，同文馆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既传承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观念的滥觞，又有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从受教人员来看，身份局限为八旗子弟和各等官员，性别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仅限男性，更不可能接受外国学员的留学交流。据记载，同文馆曾经收留了一个外国男孩，却不许学员和他接触。从授课教师的角度看，奕䜣等人顶住朝野的压力坚持聘用外国人教授外语，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在学习内容上，同文馆引进各国文字、天文算学等内容，与守旧官员因此发生争论，这体现了洋务官员已经模糊认识到中国落后在何处并希望有所改观，但是教学结果并不理想，天文算学馆更是只有区区两个学员，之后不了了之，传统观念的影响远远超过奕䜣等人的想象。在组织结构来看，同文馆是一个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和保守性的一个结构简单，管理松散的小型集权组织。这也是深受教育隶属于封建政权的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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