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自卑心理及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3)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分析青春期的青年心理时，曾这样说：“对于爱情和婚姻，他对异性总是忸怩不安，遇到她们时，也会感到慌乱不知所措，假使异性和他说话，他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会一天比一天感到绝望，最后，他对生活的所有问题都觉得厌烦，也没有人能再了解他，他不注意别人，不跟他们说话，也不听他们的话，他不工作，也不读书，只终日的幻想，和进行一些粗鄙活动，这是称为‘早发性痴呆’的精神错乱。”[9]这些“症状”也经常出现在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
少年时期，郁达夫与赵家少女的感情只留下遥远的回忆，求学时期的敏感和内向又成为他与女性交流的障碍，在异国他乡被孤独和愁思包围的郁达夫更需要女性的安慰和体贴，但是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方面，他都无法得到满足。《沉沦》中主人公的呐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4]就是一个例证。
（三）回国后的艰难经历
1921年，郁达夫从日本学成回国，满腹诗学，才华横溢的他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安稳和闲适，迫于生计的需要，他不得不以卖诗稿糊口。“以前困穷的他，现在依旧遇人即诉穷，在一切都落后的中国，要以著作文持生活，像有了地位的他，还是如此。”[10]严酷的现实逼迫他继续在故国当游子，继续受社会的虐待，不停地辗转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求职，谋生路，到头来依然过着“口袋无钱，心头多恨”的日子，他自己也自我调侃道，需要面包比需要诗更迫切。在《郁达夫日记》中，他不止一次哀怜自身这无意义的残生，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动物，不敢享受哪怕是一天幸福的生活。这使郁达夫长年与虚弱的病体和颓废不振的精神为伴。直到遇见王映霞——郁达夫一生的挚爱，他饱受打击的心灵才有些许缓和与安慰，萌生了奋斗努力的勇气。爱情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在追求王映霞时，郁达夫显露出的又是浓重的自卑感。他以自我作贱的态度乞求原本就对他稍有好感的王映霞，堂堂一代才子竟把自己看成是丑陋的乌鸦，而王映霞在他心里是高高在上的凤凰然而，美好的爱情并没有改变郁达夫的自卑因子，在自卑感的支配下，他始终用忧郁悲观的眼光注目现实生活。这也是后来导致他婚变的重要因素，郁达夫曾说过自己最不屑于与别人争，尤其是政客，其实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的作用，所以当他遇到婚姻第三者——政治家许沼棣时，一如既往的退缩了，认为自己不该得到别人的爱，更不配去爱别人。
金钱，女人，名誉，时刻攻击着脆弱不堪的郁达夫，困窘的生计，无爱的婚姻，糟糕的名誉，不被世人理解的孤独，使他有说不出又说不尽的悲哀。这里特别需要说明两点，其一，尽管郁达夫在日本憧憬着爱情，哪怕是由同情而生来的爱情，但事实上，他对自己无爱的婚姻并没有幸福之感，他渴望的还是两情相悦，灵肉融合的完美之爱。其二，由于郁达夫大胆坦率的自我暴露，自发表小说《沉沦》之后便引起强烈争论，更被骂为“无耻”、“下流”之徒，尽管声名大振的周作人站出来为他辩白，一些诽谤之人稍稍有些收敛，但孤傲的郁达夫仍苦不堪言。所以他在小说《归航》中卑微地诉说自己是有子不能抚，有妻不能爱的，人生战场上的惨败者，读来不觉让人为之动容。
郁达夫的自卑心理使他成为一名特立独行的作家，屹立于纷繁多姿的文学之林。文学作品是作家情感的载体，同样地，郁达夫小说是作者内心苦闷的喷发，也是其自卑心理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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