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与元杂剧相同题材文本比较研究(2)
第一章秦腔与元杂剧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秦腔的历史发展概况
秦腔作为最早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戏曲种类，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有过曾经的辉煌，但也有时代发展冲击之下的颓势。据秦腔大师王绍猷《秦腔纪闻》：“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名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在国剧上可谓开山鼻祖，有屹然独立不可磨灭之价值。”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各大戏曲种类当中，秦腔被视为鼻祖，是一切戏曲的源头。唐玄宗时，秦腔剧目《秦王破阵》、《樊哙排君难》、《旱税》就在宫廷中上演。元代秦腔名家红字李二，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氏，是一个优秀的杂剧演员和剧作家，曾以编演“绿林杂剧”著称，和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郞都是当时著名的“元贞书会”的主要人物，被成为“四高贤”。他在长安和京都演唱，红极一时，故人称“红字李二”。明代，剧作家康海、王九思、张炼等人在秦腔活动中创作出《中山狼》《杜甫春游》等剧目。文人学士韩邦奇、王异、王元等参加编写剧目，专业的戏班华庆班、祁家班等班社出现，秦腔日臻完善，并传播到甘肃、青海、四川、宁夏、山西等省份，对我国其他地方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是秦腔的鼎盛时期。民间的秋神报赛活动，促进了秦腔的进一步繁荣，各种戏曲班社层出不穷。乾陵、嘉庆年间，西安有戏曲班社40多家，其中有名的36班。艺术上有造诣的艺人数十名。同州梆子（东部秦腔）的创始人魏长生及弟子陈银官、王湘兰、三寿官等把秦腔带入北京。结果引起一场中国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秦腔以它慷慨激越、富有生气的特征一时间占领了京都舞台，使当时雅部昆曲黯然失色，陕西秦腔成了剧坛上的盟主。魏长生的《滚楼》一出，士大夫为之心醉。随后，魏长生巡演扬州、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使秦腔传播于全国各地，对众多的梆子声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时期，陕西喜剧优秀演员数以百计。剧作家李芳桂、李灌、王筠、张梓、周元鼎、崔向余等出现。秦腔戏剧理论也取得成果，张鼎望的《秦腔论》，周元鼎的《影戏论》，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总结了秦腔发展的经验，并提供了理论指导。到了民初，剧作家有李桐仁、孙仁玉、高培支、李约祉、范紫东、吕南仲等，秦腔的剧目达500多种，《三滴血》、《双锦记》、《夺锦楼》、《还我河山》、《淝水之战》《小姑贤》、《三回头》、《柜中缘》、《耿娘传》、《一字狱》等。解放初，陕西秦腔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1952年陕西西区赴京参加全国首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秦腔《游龟山》、豫剧《花木兰》获演出二等奖。回顾秦腔的历史，它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殿堂。因为它历史悠久，剧本丰富，表演技巧成熟，且有成熟的戏剧理论。
（二）元杂剧的历史发展概况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等说唱艺术和各民族民间歌舞等多种艺术养料，大约在金章宗（1189—1208）至金亡（1232）这一段时期里形成的。元杂剧形成以后，很快就在中国北方兴盛起来。从元朝统一南北后到至治（约1289—1323）年间，特别是元贞、大德（1295—1307）之际，北杂剧十分繁荣。代表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纪君祥以及最著名的作品《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赵氏孤儿》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元杂剧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繁荣，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元杂剧的发祥地山西、河北一带，本身就有着深厚的民间艺术传统和比较频繁的演出活动，特别是诸宫调与金院本的演出，对北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曾起了重要的作用。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在宋、金、元时期受战争破坏较少，便于经济的发展和演员的相对集中，这在客观上为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在元代，科举考试制度被取消，大批知识分子为糊口、为发泄对元代统治者的不满而投身于杂剧的创作。他们创作了许多作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对于提高元杂剧的整体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再次，元代统治者连年忙于征战厮杀，他们对汉文化了解不多，因而造成元代思想文化统治比较宽松，作家所受到的思想羁绊也就较少，创作比较自由。这对元杂剧的繁荣十分必要。元杂剧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首先在于它拥有众多的作家和众多优秀的剧作。元代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就记载了九十多个杂剧作家和四百五十多本杂剧剧目。一般研究者将元杂剧的发展历史分为二个时期：前期和后期。其分界线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在此之前为元杂剧发展的前期，在此之后为元杂剧发展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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