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对农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2)
对于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其实各不相同，普遍认为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教育、健康、工作经验）、社会资本（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特征差异（基因能力、性别、户籍、地区等）。姚先国和赵丽秋（2006）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用健康、社会资本、教育这三者来解释代际收入流动，得到影响程度为19%。孙三百等（2012）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数据，发现教育、健康、文化资本、社会关系四者解释了代际之间收入35%的相关性。陈琳和袁志刚（2012）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财富资本，解释比例高达60%以上。一般认为，子辈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禀赋和人力资本，由于通常假定禀赋的继承是较为固定的，所以人力资本就是父辈可向子辈干预的因素，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最主要由教育形成，所以教育是形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在借贷约束的限制下，低收入家庭无力进行最优的教育投资，而高收入家庭则无此压力，总体结果是代际传递加强，社会流动性减弱。
对于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机制，以往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1）解释的因素往往不仅限于教育，无法凸显教育影响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性。（2）主要以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较少有研究从对教育的投资角度入手。（3）即使有解释教育投资时，也更多侧重于公共教育投资，缺少家庭教育投资的分析，更无两者相互作用时的分析。（4）使用的数据较早，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意义的解释力度。（5）忽略城乡地区差异，将城乡作为整体分析，无法体现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情况。那么，对于现行贫富差距如此大的中国而言，尤其广大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究竟如何？子辈收入受到父辈收入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家庭私人投资和公共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又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呈现何种特征？本文旨在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与计量模型建立，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1952-2015年全国教育支出数据与财政数据，从家庭私人投资与公共教育投资两方面入手，探究教育投资对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试图验证：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可以弥补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不足。
本文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于教育以及教育投资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探究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针对家庭私人投资在公共教育投资干预情况下代际收入流动改变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使用的计量模型、数据并得到计量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