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
1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一早在研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时，将重点放在了处于股权分散状态下的公司。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管理层和股东的代理问题导致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管理层为了个人私利不惜侵害股东的利益进行非效率投资，我们称之为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了企业也普遍存在着相对集中和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升，管理层和股东、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他们之间由于代理关系引起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何影响，于是，他们开始将研究拓展到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上来。
Haid A 和J.weigand（1998）[1]以德国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处于股权相对集中状态的公司往往会表现出显著的过度投资倾向，相反的,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就没有这种倾向。他们认为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大股东的控制收益会大于控制成本，就会开始加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督，但是同时，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却越来越突出，此时，企业就会出现过度投资倾向。论文网
Julio Pindado和Chabela Torre （2006）[2]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了西班牙的13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的适度提高有利于缓解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倾向，而跨过某个临界线以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会表现的越发严重。
和以上两个研究不同的是，Josep Tribo（2007）[3]细化了投资的范围，针对存货投资来探讨和股权结构的相关关系。他发现，当公司中存在多个持股比例相当的大股东时，存货的过度投资会得到抑制。他认为，持股比例相当的多个大股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争夺公司的控制权，而这直接导致了非效率的投资行为，当大股东意识到这一点后，最终会缓解大股东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非效率投资。
2 国内文献综述
燕小月（2014）[4]选取2007年至2010年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分析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发现，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上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或是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的问题。并且，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这种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得越明显。
窦炜、刘星（2011）[5]的研究发现，在大股东绝对控股的情况下，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会得到有效地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则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在大股东相对控股的情况下，则要再细分，如果存在多个持股比例相当的大股东，且他们的目标是为了互相制约，那么此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会得到缓解，而企业的投资不足则会加强；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为了联合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那么则相反。
刘胜强（2011）[7]和简建辉（2010）[8]的研究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认为企业投资支出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表现为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关系。而在进一步分析时，刘胜强（2011）又发现，只有地方国有企业吻合这样的U型关系，在中央控股企业，两者之间表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两者之间则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罗正英（2014）[9]将民营企业视为重点考虑对象，在研究中，他发现股权制衡作为公司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有效地缓解由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而导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陈艳（2009）[6]选取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的对象，得出的结论是，处于股权制衡状态下的上市公司能够提高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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