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艺术特色(5)
四、“说得着”与“说不着”——人物困境之“绕”
小说中人物众多，故事繁琐，但有详有略，需要详细说明的就不用说了，那些不重要的人物，作者也给予其相当的关注，突出其出现也是文章中诸多琐事重要构成部分。如在《出延津记》中老马的设置，正是因为老马给老杨出的抓阄的馊主意，才有了杨百利去上新学的故事，才有了杨百利喷空的机会，并为小说“喷空”的表现手法做了一铺垫；再如老詹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有主存在的世界，从而彰显了西方世界与国人的思想境界的差别；再如老汪、老蒋、老鲁、老史他们的出场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排解孤独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但同样都是因为难以找到“说得着”的人，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空寂，才用另类的方法解决。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反思当代国人的生存困境，也凸显了文章的主题——孤独。人物曹青娥的出场也推动了故事的情节，曹青娥是联系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代人的纽带，由曹青娥被人辗转拐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曹青娥也是一个悲剧，但在悲惨的人生里，她没有像世俗低头，而是给我们传达了一种鼓舞人斗志的信念，那就是“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句话不单说给牛爱国听的，她也让我们反省，人总得向前看，这句话也预示了牛爱国的结局，那就是得继续找，继续找那能够摆脱人类困境的途径。
在《回延津记》中，一开始便讲述了对牛爱国非常重要的三个人物 ，冯文修、杜青海和陈奎一。当牛爱国婚姻出现问题时，他千里迢迢的去找他们诉说，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但说出来心里也轻快了许多。可见“说话”对于牛爱国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由此可见，困难可以被解决，因为那是对他人或他事，而自己心里的坎却是任谁也解决不了的。
通观这篇小说，作者陈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说话”的“说得着”或“说不着”的两种状态。吴香香与吴摩西沟通不了，因此与隔壁的老高私奔。吴摩西与养女巧玲说得着，因此当巧玲丢失时，吴摩西步行着四处寻找。庞丽娜与牛爱国说不着却与小蒋说得着，对于小说中的这几对夫妻，对于他们的出轨，人们对其厌恶甚至憎恨，因为他们超过了人的道德底线，但从另一方面，当吴摩西在火车站看着吴香香与老高说笑时，他释然了。当牛爱国走回延津想起章楚红时，他明白了，也找到了，他决定去找。正是因为“说得着”与“说不着”，我们对其有了一种谅解。刘震云就用“说得着”与“说不着”给我们阐释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
“孤独在这个人人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弥漫”[7]。在西方世界中人信仰上帝，信奉主，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就会祈祷主救赎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度过危机与困难，他们把圣经侍奉为神圣之物，主通过圣经传达他的意旨，指引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走出困苦，他们通过与主的对话体现了自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传教士老詹在传教过程中经常对人说的一句话。他说：“只要你信了主，你就会知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老詹的心是充实的，虽然他一生中只发展了八个教徒，但他心里有主，他是有信仰有“说得着”话的人。“中国人是务实不务虚的,精神上的追求被现实中利益的计较所代替。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沟通,不能相目互理解,人无法在同类那里得到心灵的抚慰,于是人的心灵便始终处于寂寞的荒野。”[8]尤其是底层老百姓，他们每天都在为生活生计奔波，为的只是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他们不习惯向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诉说心里话，而是找一些贴心的朋友倾诉，所以这些上层建筑中的精神世界是相当空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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