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诗歌的个性色彩(2)
曹操所处的时代为汉末的动乱时代，他在内容上多反映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被后人评价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2]更是由于他在当时人的心中“出身卑微”（宦官之家），度过荒唐青少年时期后他更关心普通贫苦的百姓情感。而曹丕、曹植处于魏朝初建时期，所以曹丕、曹植的诗多反映贵族生活宴游。曹丕是魏朝二代的君主，没有其父复杂艰险的战争生存状态体验，所以曹丕、曹植二人在思想内容上不如父亲的苍凉大气。
曹操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除了怜民、悯乱、忧世之外，还有立志建业成就统一的思想。在曹操的《短歌行》里可以看出曹操面对事物的变化而感慨时光的易逝，但是自己尚未建功立业，或者说功业未就。另外他在诗中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用此来表现他想像周公一样礼贤下士、以周公的求贤若渴来说明自己渴望贤才帮助自己建功立业。
有上述思想内容者，在建安文学之中只有曹操一人。正如刘熙载说：“曹公气雄力健，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3]
曹丕诗多求“佳人”。如《秋胡行》：“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佳人不来，何得斯须。”曹植前期的诗也有取材军旅生活和表达理想的，而后期的诗多求“和睦”，或者说少受欺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心中多是已身的被打压、被排挤的酸楚，题材内容上比之父亲较为狭窄。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显得幼稚单纯。而以王粲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在思想内容上，多以感恩颂德为主。明人钟惺、谭元春说：“《公宴诗》为例，尤有乞气。”[2]清人东方树评价王粲《公宴诗》说：“仲宣工于干谄，凡媚操无不极口颂扬，犯义而不顾。”[4]但是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诗人的生活经历发现这些述恩荣之作绝不是软媚取容，毫无真情的，而是历经磨难的诗人对符合自己理想的君主的真挚赞美，是对未来建功立业理想可以实现的无比喜悦。
以对比中看来，在思想内容方面，曹操取材时事，抒发悯乱、忧世、怜民之情，抒发建功立业、和平统一的报复，忧患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忧患民生多难，忧患人生苦短。而曹丕、曹植二人抒情狭窄、曹丕以闺怨“无事生非”为主。曹植以个人苦闷为主。王粲在思想内容上，以感恩颂德为主。
建安七子的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思想内容上应该有一些重叠。比如曹丕、曹植早期作品所涉及的军旅生活，王粲等人所涉及的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这些在曹操诗歌也有出现。但是不同是主要的，是曹操诗歌的个性的表现之一。
二、曹操诗歌表现手法的个性手段
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彝囊，以盛手巾细物。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5]曹操诗歌上学《诗经》，下沿汉乐府。汉乐府以四言、五言为主，曹操的诗歌也以四言、五言为主。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充实了四言。他的《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都是四言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佳作。由于曹操的四言诗在汉人之上，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我国的四言诗的创作推向了新的创作领域。
1.曹操诗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创作题材，创作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传世之作。“曹操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情真志投注到诗歌创作之后，才形成了有血有肉的壮美诗篇。”[6]汉乐府《蒿里》、《薤露》诸篇多为挽歌，抒情悲切，而到了曹操手中，不仅扩展了汉乐府的题材涉猎面，用来表现时事，而且除了抒发悲切之情，还有慷慨激昂之情。显出悲切沉雄的风格。曹操用了多种手法来表现这种“悲切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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