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电影之路研究(2)
一、当代语境下的莫言小说影视改编
（一）80年代文学与影视的和谐共存
自80年代始，文学和影视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文学是影视之母，影视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密不可分。文学和电影都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他们是共生互存的。“文学与影视在描绘对象、反映题材、价值立场、精神意蕴和表现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审美关联。”[1]
如果一部小说要改编成电影，首先被纳入考虑范围的就是小说本身的“硬件”问题。好的剧本是电影成功的一半，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全面、充满想象力和激情的小说文本为电影提供了素材和资源，一本好的小说为电影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电影创作者为了了解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忧虑、社会关系、表达情感的方式、礼仪和一般风俗，就必须求助于当时的文学家。”[2]小说文本教会了电影如何设定情节的发展起伏，如何讲述故事。反过来，电影的普及与热映能提升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关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起到了推广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搬上了大银幕，并开创了文学和影视双赢的局面，其中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青春万岁》，这些富有文化底蕴的优秀小说文本奠定了电影改编成功的基础，它们自身的卓越性赋予了影视较高的起点。
80年代初期，文学创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突破了许多以往人为设置的题材禁区，作家们开始将目光投放到对人性的描写上。这个时期电影的改编也同样侧重人文关怀，这些电影迥异于以往的“样板戏”，深受观众的喜爱，在国际上斩获了不少奖项。莫言是新时期最早与影视“触电”的作家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就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该片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国内外的热议，并先后斩获了国内外多项大奖。
80年代的文学与电影是和谐共存的，导演大多都尊重原著的价值，重视保留电影的文学性。当时受影视界认同的文学改编原则是：忠实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忠实性强调忠实于原作精髓，即艺术思想、形象系统、风格神韵等；创造性一般体现在赋予原作以新的艺术生命力，并体现在艺术思文、艺术形象、艺术语言的修辞转换中。”[3]文学的诗意审美和人文关怀在电影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文学为影视的成功改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视也成就了文学的辉煌。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祖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书中“我奶奶”和“我爷爷”惊世骇俗的传奇爱情引起了人们对爱情自由和人性解放的呼喊和渴望。张艺谋导演敏锐地从“我”的祖父母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和大众对自由解放的渴望，他把莫言的小说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正是这部《红高粱》使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了国际，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旧社会农村的风貌和中国人的野性与“纯种”，也奠定了张艺谋国际大导演的地位，同时捧红了巩俐和姜文一干演员。莫言也因为这部电影获得更多的关注，该片上映后在国内外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为莫言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国际舆论基础。
张艺谋对原著进行了压缩提炼，保留了原著的精髓，着重突出了“颠轿”、“野合”、“酿新酒”、“敬酒神”、“剥皮”桥段，对小说进行了二次创作，得到了莫言的大力支持。莫言认为电影的改编是成功的，因为张艺谋在忠于原著主题、精神和基本故事情节的前提下，对小说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发挥，使整个作品的结构更加和谐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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