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原因探析(2)
（一）吉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1945—1955年吉田茂先后五次组阁，执政时间长达七年有余。吉田内阁执政时期，正值日本战后重建，为了取得美国对日本在主权、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吉田内阁在对外关系上制定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具体表现在：一、1952年9月，日本加入巴黎统筹会。该组织成立于1950，实质上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的组织。该组织对中国实行机器、设备、化学品和其他战略品的禁运；二、积极排斥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同时与台湾当局签署《日台条约》，支持台湾窃取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职能。[1]
由于吉田内阁严格执行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僵局，从而迟滞了中日交流。
(二）鸠山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取代吉田茂上台组阁，该届内阁是战后日本的一个过渡时期，对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曾做了许多的积极努力，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鸠山内阁执政后奉行的是“自主国民外交”，表示要加大发展对中国、苏联的贸易往来，并把改善日中、日苏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点，以此来打破日本对外关系的僵局。鸠山内阁是中日民间往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到中国访问的人很多，并且两国交往由单方面的访问发展成互访。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以“民间往来，官方挂钩”为主导方针进行接触。中国的领导人如、都接见了大批的日本访客，并且不断地阐述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因此达到高潮。在民间外交的推动下，两国官方也开始了接触，使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向着半官方、官方的方向发展。[2]
日本当局由于受旧金山体制的限制，外交上仍然受到美国的制约；同时在日本国内也有一批顽固势力的阻扰，中日关系在50年代中期始终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三）石桥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石桥湛山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在中日两国第三次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作为政府通产大臣的石桥会见了雷任民等中国贸易代表团干部。这是战后日本阁僚同中国政要人员进行的第一次接触。最后在鸠山、石桥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1955年5月4日，中日两国顺利签定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石桥组阁后更是加大力度发展中日关系，但是因为石桥就任日本首相后突然病倒，石桥内阁时期就此终结，其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也未能得到实现。[3]
（四）岸信介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1957年岸信介组阁之际，日本极力以稳定国际环境和拓展海外市场为国家最重要的议程，但是此议程最大的制约是1952年缔结的美日安保条约。该条约名义上主张日本恢复主权国家的地位，实际上日本内政外交仍受制于美国。因此，岸信介就把吉田茂提出的美日联盟路线看成日本谋求发展的唯一道路。不过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岸信介内阁的政策比吉田内阁更具有协调和自主性；在对华关系上该届内阁仍然紧跟美国步伐，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与中国建交。但是在适当时候，岸信介内阁也试图努力发展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例如在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交涉筹备期，岸信介内阁为了避免同一时期举行的美日两国首脑会谈受到影响，便推迟了正在进行的中日贸易协定的商讨。但在美日首脑会谈取得一定成果后，岸信介内阁又采取措施加大与中国经济的贸易范围。[5]
（五）池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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