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原因探析(3)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急需扩大国际市场，尤其是打开和扩大中国市场。加大中日两国经贸交流便成为日本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能为日本实现自身经济高速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并发挥优化市场和稳定市场环境的重要作用；同时日本国民也希望中日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反对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占有与实际力量并不相符的政治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池田勇人于1960年上台组阁。池田内阁为了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同时又防止台湾被排挤出联合国，主张尽早让台湾当局承认其仅代表“台湾政权”的现实地位。池田内阁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承认中国和台湾是两个国家的“一中一台”政策。[6]
为了使该项政策付诸实施，池田勇人大力扶持松村谦三集团，通过该集团大力发展对华合作。松村谦三集团是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集团。该集团主张日中友好，希望中日两国通过渐进方式实现两国复交。在池田勇人的支持下，松村谦三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多次访华，频繁与中国高层接触。
池田内阁时期，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上主动地做了很多积极的努力。例如处理“周鸿庆事件”时就偏向了中国。1963年10 月，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访日。担任中国代表团翻译的周鸿庆逃到苏联驻日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最后由日本政府出面将周鸿庆遣送回中国大陆。池田内阁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公正的做法，表明其在改善对华关系上的积极态度。
池田内阁时期对华关系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不影响美国利益基础之上进行的。当中日关系影响到日美利益时，日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美国一方。这在日本对待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1957年开始，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暂缓搁置”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案的支持国, 协助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吹冰）佐藤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佐藤荣作自1964年11月组阁执政至1972年7月期间，该届内阁对华政策从当初“向前看”的积极政策，逐渐转向采取阻挠中日关系发展的消极政策，并最终完全转变为积极追随美国，包围和遏制中国，推行亲台反华的政策，致使池田内阁时期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的中日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面临着全面断绝的危险。
该届内阁敌视中国的举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拒绝中国代表参加日共九大和“日本争取亚洲和平大会”；阻止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鼓吹“台湾地位归属未定”论；借口受“吉田书筒”的约束，破坏中日民间贸易。[7]
由于佐藤内阁严格执行跟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该届内阁在面对美国的“越顶外交”时，便显得不知所措，逐渐失去民心，在当年的7月的内阁改组中失败。
二、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要把日本的外交政策放到战后冷战的大背景中去考量；由于战败后的日本内政外交都受到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制约。冷战初期，日本在对华问题上基本没有自己的发言权。20世纪50年代日本得到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增，想摆脱美国的控制，发展独立的外交政策。同一时期，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民间的组织和个人也是频繁交流，日本在制定华政策时受民间经济往来的影响逐渐加大。当然，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本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日本采取敌视中国，还是亲近中国的政策，都是日本根据本国最大的实际需求做出来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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