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原因探析(6)
公明成立于1946年，在自民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下，公明始终保持国会中第二大在野的地位，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12]公明对中国态度友好，曾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1．1969年1月，公明代表大会决定的《公明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关于对华政策是这样规定的：“承认中国政府，并与之建交；推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废除“吉田书简”；大力推进政府间贸易和文化交流。”[13] 1972年9月中日建交的过程中，这些主张大部分都被田中内阁所采用，作为政府处理中日问题的原则。
2．公明中杰出的领袖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个人努力。会长池田大作1968年9月8日在第11届学生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光荣归于战斗的学生部》的著名讲演。概括说来，池田会长在讲演中对日中关系强烈地提出了三点建议：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主权，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广泛推进两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强调中国在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中国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特别提出要尽快召开两国首脑会谈，讨论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讲演内容涉及许多方面，主张恢复日中邦交为其鲜明特点，因而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被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建议》或“池田建议”。公明另一领袖竹入义胜，在70年代初提出了具有突破性的对华政策方针，明确了公明“一个中国”的立场。由于竹入义胜与自民政治家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田中首相曾多次请教竹入义胜关于如何解决中日关系的问题。1972年田中内阁派遣竹入义胜代表政府提前与中国政府接触，为中日建交打下基础。[14]
（四）台湾问题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台和约”（日称“日华和平条约”，台称“中日和平条约”），此后这一条约便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日台和约”的签订是战后美国政府孤立中国政策的产物。1951年，美国召开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签订合约，把对日本的军事控制改为通过条约控制。台湾当局虽然在苏英等国的反对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在美国的庇护下得到了单独对日媾和的机会。从此，日本和台湾共同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在亚洲的反共基地。日本不得不和台湾保持紧密的联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15]
60 年代以后，中美矛盾因印度支那问题而进一步激化，美国希望日本保持与美方的共同立场，一起遏制中国。佐藤内阁于是提出“两个中国”政策。该主张的提出是受20世纪60 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的影响；同时也与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变化，日本自民内亲台势力的影响密切相关。“两个中国”即是“一台一中”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表明日本想发展独立的对华政策，但是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日本解决与美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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