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改革的旗帜，网格化管理急需大量的实践探索和研究完善。目前，学术界已对网格化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本章简单梳理了学术界对网格化管理的认识、争辩、实践探索中的问题的认识、转型优化的思考以及网格化管理相关理论等。

1、关于网格化管理的认识与争辩

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管理形式。厦门大学的张清学者认为，社区网格化管理正是对城市基层社区管理的综合性变革,它不是单纯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也不是简单的地域化的分割管理,更不是又创造出一个新的层级,而是一种在新技术、新理念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城市公共管理和社会系统变革［1］。上海市委党校的陶振认为，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2］。戈德史密斯、艾格斯认为网格化管理是政府工作者对其核心责任的重新定义，是由从前的管理工作者和提供服务转向组织一个公共、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网络并从中协调，由他们提供治理和社会服务［3］。网格化管理因其将被动化主动、并依托于数字化科学封闭管理机制而受到学术界的一致赞誉。然而学术界对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存在争辩。主要的争辩是围绕着网格化管理的“服务性”展开［4］。从既有的讨论来看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管控性秩序观”，二是“多元化服务观”。如田毅鹏、薛文龙认为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制度安排中可以看出，在社会控制、信息传递和社区服务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会控制作为目标的，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背景下，网格化模式这种完全依靠管理模式和行政资源将治理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做法,在实际运行中也不能实现，若是执着于这一目标的实现，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一种僵化的、刚性的控制模式［5］。而孙建军则认为，网格化管理实现了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型，是新时期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具有行政理念民本化、行政范围有限化、行政职能服务化、行政准则法制化、服务主体多元化、行政决策民主化、行政执行透明化和行政资源整合化等特征［6］。阎耀军认为，网格化管理是在控制论基础上，综合利用高科技手段，实行全方位、高效率的城市管理活动［7］。王胜则以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例，认为网格化管理是从传统“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的综合管理［8］。

然而无论是控制观还是服务观，都容易将中国现阶段社会管理的发展任务以及中国社会的复杂背景割裂开来。事实上，我们既不能妄言服务性即是网格化管理的唯一职能，亦不能无视当下积极倡导的社会治理创新的观念，固守管控论。对于现如今的中国社会，笔者认为，网格化管理更是一种基层城市管理由控制逐步转向服务的探索的过程，旨在找寻一种管控和服务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肯定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管控性秩序观”的必要性，同时也应当在保留一定必要的前提下，主动将重心向“多元服务化”转移，积响应社会治理创新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