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江林和刘素荣(2016)[17]选取中小板的信息技术类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和企业R&D投入间关系。认为信息类企业研发投入会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增多，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利于R&D投入；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越高，研发投入就越少；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净利率和上市年限与研发投入没什么关系。王威(2016)[18]研究了可能与企业研发支出相关的五个因素，发现企业规模越大、财政补贴越多，研发投入越多；而企业如果是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会更多；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关系不明显。曾萍和邬绮虹(2012)[19]讨论了我国创业板公司创新活动是否会受到女高管参与的影响。另外，将行业差异、女性高管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究两者间关系。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参与能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不同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差异。

王清和周泽将(2015)[20]发现女性高管占比越高，企业研发支出越少，但女性CEO

可以减轻女性高管对研发支出的负作用。

顾群(2017)[21]以我国中小企业板中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例，发现女性高管参与越多，企业研发投入越少；但民营企业中女性高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较小或者不明显。

刘运国和刘雯(2007)[22]发现企业高管任期越长，研发投入越多，但不同行业高管任期对研发投入影响不同，而即将离任的高管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丧失积极性，从而导致研发投入降低。

唐清泉和甄丽明(2009)[23]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管理层如果偏好风险会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并且薪酬激励也能够刺激研发投入，短期薪酬激励效果更好。

宁静和井润田(2009)[24]利用世界银行中关于中国、南非、巴西企业的数据，探究CEO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是否会对企业R&D投入产生影响，同时检验政府政策、社会文化、法律体系对二者是否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社会文化能够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政府政策在CEO受教育水平和研发投入强度间起到反向调节作用，但对CEO工作经验和研发投入强度间调节作用不显著；法律体系也未能发挥调节作用。

黄国良和董飞(2010)[9]认为企业对新产品和新技术投资能提升竞争力。以2002-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发现管理者任期和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而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没什么关系。

李国勇(2012)[25]根据世界银行的调研数据，认为首席执行官教育水平与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高学历管理者更能够识别和抓住机遇；另外高管任期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任期长在一定程度能使高管着眼于长期目标，并且管理层经历了长期磨合会产生凝聚力，容易达成共识，同时对企业资源和能力等也会有着更准确的认知，为获得长期收益敢于冒风险，从而增加研发投入；高管自治更有利于高管实现自我价值，从而鼓励他们加大研发投入。

罗正英等(2015)[26]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R&D投入无关；平均在职年限与R&D投入显著负相关。梁莱歆和曹钦润(2010)[27]发现研发人员越多，成本就越高，研发投入就越多；研发人员变动越频繁，企业研发活动就越不稳定，那么研发投入就越多，而高新技术行业更会加剧这一情况。

任海云(2010)[28]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一定程度上的股权集中有利于企业加大R&D投入，但少数股东独大则会起到反作用；非国有控股企业比国有控股更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

李传宪(2015)[29]以2008-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性质能影响R&D投入以及R&D投入与当期绩效关系，国有企业研发投入与当期绩效关系不明显，而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越多，当期绩效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