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门阀世家与西晋时期相比，在军权方面其地位存在很大区别，西晋时期军民分治，文武分权，得以相互制约，其中军权往往由宗室王侯把控，而到东晋时期，文武合一，州刺史与州军事之间往往得以并权兼职，因此军权也开始转移到高门士族手中，如东晋宰相一职，多以本官录尚书事之外都督中军事，由此得以在名义上掌握朝廷中央的军政大权。

至于南朝，这种权利上的转移又产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与之相应，促成东晋门阀政治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也是由于东晋后期军事劲旅北府兵的领导权由高门士族谢氏、桓氏等转移到次等士族（或称次门士族）刘牢之、刘裕等人的手中。[  ]

在社会层面上，东晋政府为了安置迁移而来的流民并借此稳固自己的统治，设置了许多没有实土而只有虚名头衔的侨州郡县。起初东晋政府引入户籍规定免除赋役鼓励了许多北方流民主动加入，这对这一时期政权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这些政策下许多高门士族乘机崛起，以其所率领的宗族、家兵以及部曲为骨干，招募大量流民组成自己的私人武装。至此，高门士族在社会层面上也有了一定的权利。到了东晋后期，由于政策引发的户籍混乱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为了增加纳税户口而施行土断政策，即将侨人的户口编入当地的土郡县。这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公元364年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以及公元413年刘裕推行的“义熙土断”。

义熙土断一切仿照“庚戌土断”，执行较为严厉，其中在行政区的整顿方面主要摆阔以下四种不同类型的手段：1、对侨郡县进行合并裁撤；2、对侨州郡县划给实际土地；3、将侨郡县划为实际土地上已有的郡县单位；4、根据需要设立新郡县。在人口方面为了有效地将侨民纳入国家户口——黄籍，使他们纳税服役，遂使官员分辨扬、豫民户中的土著与侨流，对逃亡流民进行搜括检籍，这些措施都增强了刘裕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豪强。“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刘）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  ]由此可见刘裕土断检籍政策措施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刘裕下令禁止占山固泽的政策背景下，士族豪强政治权力受到打击的同时，其经济权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通过这些政策措施，士族豪强遭到了沉重打击，同时，东晋时期的士族豪强其社会权力也逐渐转移，由此不敢随意封山固泽，兼并土地也有所收敛，稳定了自耕农正常的生产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增强了国家的整体实力。

二 刘裕与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的形成与刘裕父子二人有着密切联系，刘裕本人出身低微，在少年时期即樵渔山泽、耕地种田，因而对一般人民的疾苦生活有着深入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十分注意保持简朴及戒奢戒躁的作风。寒门庶族地主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虽然属于地主阶级但又受到大士族地主阶级的压抑歧视，同时与一般寒门阶层相比，又具有较为富有的经济基础。因此刘裕称帝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一方面体现了他的个人经历，另一方面又受其个人阶层背景的深刻影响。

公元399年，五斗米道道徒孙恩聚部众起事于海岛，先后攻破上虞县、会稽郡等地，响应者多至数十万人，足以表明当时受士族压迫民众的仇恨之深。这次起义是东汉以降江南地区发生的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建立的士族地主势力，对其政治地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其后东晋派谢琰、刘牢之等人对孙恩进行镇压，公元402年，孙恩被东晋击败，遂率其部众投海自杀。刘牢之所率北府兵是镇压孙恩的主要武装力量，而刘裕便是北府兵中的小军官，由于其骁勇善战屡立大功，且军中纪律严明，故深得民心，刘裕由此成为北府兵中的著名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