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人物的死亡意识(5)
相比豫让，荆轲的死则显得更加有意义，同时他的死也显得更为壮烈。荆轲是为了拯救燕国子民，为了制止秦国暴力灭燕挺身而出的。司马迁在写荆轲刺秦的同时，还写了其他两位义士的死亡。田光为保守秘密自杀身亡，樊於期为了使荆轲取得秦王的信任，割下自己的人头送给他。他们的死再一次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信和义的重视，田光之死，是因为他认为太子丹怀疑他，“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所以他选择了自刎，以彰显他“信”的品质，同时也为刺秦之行的保密工作免去后顾之忧；而樊於期之死，则是为了复仇和报恩，属于“义”的范畴。
再看荆轲之死，荆轲在踏上刺秦这条道路的时候，是明知必死的，无论成功与否，他的死亡是必然的，但面对死亡的威胁，他没有退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的死，表面上看带有浓厚的封建刺客色彩，死之前他还满身血污的靠在柱子上对秦王说：“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但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万事贵于义”的墨家思想，墨家认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要服从社会价值的需要，提出“义”的标准是：“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8]荆轲之死，从燕国的角度来看，是为了拯救燕国万民而为之，这也符合墨家“义”的思想。
生死抉择是存在与不存在的终极抉择，没有超越生命价值的更高的终极价值，就没有放弃生命的理由。[9]无论是程婴、公孙杵臼，还是豫让、荆轲，他们都没有在死与不死的问题上过多停留，而是考虑如何去死才能实现他们的终极价值，对于他们来说，超越死亡的终极价值就是“义”。
三、《史记》人物死亡意识的现代启示
司马迁在生死问题上也主张死亡要有价值，他在《廉颇蔺相如列传》里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事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10]充分表现了司马迁对智勇兼备的蔺相如的推崇，同时指出人们在面临生死抉择时，要处理好死亡的方式，要死的有价值。
先秦的哲人都很注重珍惜生命，但他们珍惜的是有价值的生命，重生但不畏死，在生死抉择之间，“义”是实现生命价值的正确价值取向。重视生命价值与生命尊严，不求长生而害命，为儒道墨诸子的生命价值取向。先秦哲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和对如何处理死亡的观点，对现代人们的生活也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一） 尊重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谁也不愿看到自己生命的舞台草草收场，然而生命又是脆弱的，死亡只有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如何处理生与死的关系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史记》中大量的仁人志士用他们的生存理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处理生死问题的范例，勾践为了雪耻可以卧薪尝胆，苏秦为了实现抱负甘于忍受屈辱，孙膑为了复仇能够装疯卖傻他们都曾陷入人生的低谷，但他们都选择了隐忍和沉默，并非他们屈服于命运，而是他们懂得珍惜生命，在挫折面前，他们的生命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儒家也有尊生重生，热爱生命的思想，历史多次证明，只有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人才会被命运垂青。
尊重生命，并不等于贪生畏死，恰恰相反，只有尊重生命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才能淡然处之，司马迁所说的知死必勇便是这个道理。
（二） 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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