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与潘金莲污浊世界的两朵恶之花
[毕业论文关键词]妖妇 包法利夫人 潘金莲 女性意识
女权主义者苏珊•古芭(Susan Gubar）和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lbert）认为在男性作家文本中，经常会塑造“不真实”的妇女形象。这些妇女形象往往呈现出两种极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妖妇。天使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需要和审美理想，妖妇则表达了他们的厌女症心理。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在男性作家笔下，女人要么被描写成美丽善良、温柔顺从的天使，要么被描写成淫荡、放纵的妖妇。天使一般都披着圣母的光环，恬然安静，纯洁无私，如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贵族之家》中的丽莎。而妖妇，原指喜欢勾引男人、出没于晚间森林、十分可怕的“鬼魂”形象，后成了专用于描绘女性的贬义词——或是如夏娃、潘多拉，难抵诱惑，导致了人类永远的原罪；或是如美狄亚、麦克白夫人般暴戾凶狠的悍妇、妒妇；抑或是蓓基•夏泼一样美艳多姿，放荡多情的妖精。毫无疑问，爱玛和潘金莲也被纳入了妖妇的行列，历来为世人所攻击、贬低。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塑造了耽于幻想、爱慕虚荣的妖妇爱玛。她不满庸俗的丈夫，向往巴黎上流社会的珠光宝气、夜夜笙歌，倾心于矫揉造作的子爵。于是和两个男人偷情，然而这两个男人一个是以女人为猎的花花公子，一个是懦弱胆小的见习生。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和幽会大量的开销，爱玛债台高筑，求救无门，最后选择了服毒自杀。《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也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妖妇，长得妖娆多姿却被嫁与“三寸谷树皮”的武大郎，与风流成性的西门庆通奸，索性毒害了亲夫，嫁与西门府当了妾室。但她也没有逃脱妖妇的下场，死在武松手里。长期以来，爱玛、潘金莲这些“妖妇”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唾弃。其实，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妖妇不过是男性出于对女性某些特质的厌恶和恐惧所虚构出的对妇女的种种歪曲和贬低，是他们从单一性别偏见出发对女性合理价值追求的否定，从而达到他们左右和控制女性的目的。爱玛和潘金莲就是父权社会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她们看似淫荡的背后其实是女性对自我悲剧命运的朦胧认识和反抗。但由于个人、时代等诸多缘由，她们的反抗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一、女性的主体诉求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父系社会替代母系社会后，女人便一直被置于社会的“边缘处”，处处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压制，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所谓的“他者”（the other）是指那些没有或者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者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这个词语很好地概括了女性历来的地位及遭遇。从游牧社会开始，人类一直在设法摆脱受制于物种的命运。工具的发明，使男性在文持生命方面获得了主动性，他们开始怀疑本身，重视高于纯粹生命的生存理由。于是，通过这种主动性，他们创造出了超越生命的新价值，而女性依然只是扮演了动物性的作用，“连她自己也认为，生命本身不具备存在（being）的理由。” 男性高于女性的优势由此显现，这种父权制的优势一直得以延续，不管是到了农耕时代，还是中世纪乃至十七世纪，女人的地位始终取决于男性的态度，与私有财产挂钩。但17世纪以后，女人开始涉猎除家庭生育之外的活动，活跃于文学、艺术领域，有能力的女人甚至开始渗入男性政治世界，并备受推崇。到了18世纪，有知识、有抱负的女性积极为自己创造机遇，女人开始在各个领域获得成功。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机器替代了土地所有制，推动了和工人运动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的自我意识就在与父权的艰难抗争中一步步觉醒。对于自身存在和生存，她们有了与男性同等的自主性。她们开始不甘于纯粹传宗接代，对动物性的生存感到厌弃，积极寻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强烈的要求生命本身应具备的“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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