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家庭的福利保障项目服务输送以及影响因素(2)
本文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现有文献研究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试图以浦江镇低保家庭的需求为切入点，评估家庭成员的不同需求满足情况，并根据图示来观察当前低保家庭的需求满足度与低保制度的满意度。根据分析结果从制度、主体、福利方向来寻求破解之道，为深入推进低保制度建设寻求新的轨迹和动力。如何根据低保家庭的现实需求和需求变化的新特点，以有限的保障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保障效率，减少社会动荡，确保社会稳定而健康地发展，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本文发现以往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的本项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样也有需要继续拓展的地方。英国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汤森提出，贫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文持生存、基本需求和相对遗缺。香港的莫泰基也提出，贫困可以分成绝对性贫困、基本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唐钧、王承思、蔡京睿，2000）。
需要研究是社会学科的共同领域，政治经济学将其定义为与特定目标相联系、以某种策略达到的；心理学按其对人类生命的意义不同而有需要层次理论国内学者对于贫困家庭的需要的研究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性需求、社会性需求、心理性需求、制度性需求。（陈洪泉，2005；晋长华，2010）经济性需求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或者收入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以及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要。社会性需求强调致贫的社会原因，比如缺乏社会支持、缺乏获取和支配资源的权力、遭受社会排斥等。当然除了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贫困家庭还存在家庭失和问题、自我封闭问题，因此就会婚姻辅导、亲子关系辅导、自信心和个人成长训练等心理辅导与治疗产生需求。制度性需求主要是贫困家庭有了解和分析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的需要。
一般认为，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张安全网。社会救助在资产审查的基础上，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福利和服务，以助其达到基本生活水平（Goughet al，1997）。经过资产审查而后提供社会救助，是许多国家长期采用的一种福利形式，并且被认为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Hill ，2006：83）。
近几年却发现在城市中领取低保的家庭中慢慢开始产生许多问题，除了低保家庭贫困持续的内在限制，还有家庭贫困的社会剥夺处境和难以脱离贫困的福利效应困境。一方面生活贫困往往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一旦被人们得知生活靠“吃低保”文持，就会被戴上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有形无形的就会剥夺了很多机会，在缺乏享受房屋、教育、医疗健康和获取服务的权利上，贫困通常是最明显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政府的最低保障制度会使一些人有形无形的依赖于该福利制度，没有人会对“免费的午餐”拒之门外，相反地助长了人的惰性。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在实施范围上不断扩大，实施力度上不断加强。
社会福利对于贫富差距调节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福利依赖问题。从国外相关文献看，批评者认为福利会对接受者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Meyer＆Duncan，2001），其中包括直观的福利依赖（Saracen，2002），以及广义上与依赖相关的种种弊端，如福利领取的代际传递（Beaulieu et，2005）、贫困陷阱、福利欺诈（Hill，2006）等。然而，无论是福利领取时间过长、福利领取的代际传递，还是贫困陷阱和福利欺诈，从根本上讲都是源于福利依赖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韩克庆 郭瑜，2012）
当前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多地是基于共性的需要，解决差异性需要问题必然缺乏效率。这意着在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与低保家庭实际生活之间必然存在着空隙。洪大用教授曾系统讨论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产生的延伸效果，他指出，由于稳定的预期导致了不可忽视的“制度依赖”：“在没有工作的低保对象中，46.6%人没有再就业的意愿”，似乎正在建构一种相对稳定的贫困文化（洪大用，2005；周昌祥，2006）。在近10年的贫困和反贫困研究里，绝大多数论述报告都是以政府为潜在对话主体的。但是穷人也是发展主体，公平的发展意着接受多样化的、非线性的发展模式，贫困人群所认同的地方性文化、民族文化不应当被忽视。贫困是发展主体的发展权利实现不足的表现，每个社会都有发展的权利。此外，在贫困的研究中，出现了消除“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观念，社会排斥是贫困问题研究中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能力不足带来的贫困之后的新理论。于是国际社会政策研究界将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克服贫困”转变到了“消除社会排斥”上，这一转变就将贫困问题的解决从表象转向了根本。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及进一步行动”世界峰会将“社会排斥”是为消除贫困的障碍，要求反对社会排斥。（Gordon,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