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42》文献综述
[1]吕永林.《我们离苦难很近,离善良很远——〈温故1942〉及其他》：“温故”有一个广大知识分子格外熟悉的特点，那就是作为“温故”执行者的“我”在大多数时候， “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不过这并不怎么重要， 重要的是越是深入“温故”， “我”就越是发现，灾难实在是检验人类道德的极佳场域，灾难越是严重，涉入其中的人们的道德问题就变得越是逼仄，同时也就越简单、越直接、越本质。
［2］王博.《从神父形象探析〈温故1942〉的美学突破》：在二战的大背景之下，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作为旁观者目睹和见证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在这些重大灾难被重新提及之时，正如张慧瑜所说：“西方传教士的论述成为印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重要证词，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讲述也多采用西方人的视角，在这些叙述中，中国人是沉默的，不可言说的。”
［3］向会斌. 《〈温故1942〉: 温故苦难反思人性》：《温故1942》挖掘了人在饥荒特殊境遇下人性的深度论文网，既展现了人性中罪恶、自私自利的一面，同时也彰显了人性中善的真谛。同样是饥荒岁月，有人性的自私，也有爱的伟大与人性超越层面的坚守。诚然，人性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善与恶、美与丑的白黑分明。但是，在饥荒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中美丑、善恶的二元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性在饥饿的戕害下开始裂变甚至异化，为了一块饼干可以丢弃了女人的贞操，为了能够得到一顿饱饭而丢掉性命，为了五升小米把尊严和人格都放下，为了寻找一点吃的而踏上100 多天的“大逃荒”，在这种不可避免的饥荒厄运面前，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集中群体力量去克服自己的弱点，获取斗志和勇气，战胜灾难才是最重要的。
［4］崔涛.《论〈温故1942〉中的女性之美》：《温故1942》并非是以女性为主线的小说，可在逃荒的路上，女人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她们比男人更加坚强有力地面对灾难，以不可征服的面貌影响着男人，也改变着男人。从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辛酸、屈辱和渺小，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她们在灾难面前所不断裂变出的坚韧的生命承受力，看到了她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母性的光芒，更看到了那时候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的美丽，她们如同残花一般，虽然零落在了苦难的河流之中，却依然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5］费鹏.《历史记忆与文学的重构———刘震云〈温故1942〉中的历史叙事》：刘震云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严格意义讲《温故1942》不叫小说，因为小说有一个最大的特质，它应该是虚构。而《温故1942》是一个非虚构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一部纪实作品。但是‘纪实’在世界上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词，因为存在‘实’，不存在‘纪实’，你只要在‘纪’，就一定不是‘实’。因为‘实’里面掺杂了‘纪’，没有一个事实能够被‘纪’来描述完整、准确、全面、深入，说出它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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