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歌意境的发展与内涵(4)
同时，皎然还提出了“取境说”：“诗人诗思初发, 取境偏高, 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皎然《诗式•卷一》）。这便强调了取境在诗歌创作的关键性作用，取境之偏高偏逸，影响的是诗歌整体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
皎然在《诗式•卷一》中对取境的原因作了分析，主张诗歌要有文采，境的得到必须要经过苦思才好。得到境却是意定神闲，无思而得到。[7]无盐乃是春秋时齐国有名的丑妇，虽说容貌不好，但却又是有名的有德女子，即使如此，她却又无法和容貌姣好兼有德才的文王之后太姒相媲美。由此皎然对以往的诗歌不加构思、不要修饰的观点提出异议，同时又强调精心苦诣的艺术构思的重要性，这说明了皎然对艺术构思重要性的认识。进而，他提出了“取境”一说。所谓“取境”，就是选择并提炼、设想诗歌的意境，具体来讲是说，作者通过艺术构思使属于客体的物象和审美主体的情思相互融合感应，加以提炼，构成诗歌的艺术境界。
同时，皎然还提出取境的两种方式：一是取象与取义相结合，从生活中出发，先取境美，融入情思。所谓“取象”即在现实生活中取客观存在的“万象”，诸如“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皎然强调到自然风景中去捕捉诗情，如月、风、云、峰、水等便是诗家常取之象。而所谓“取义”则是取“万象”所含之义，而义既有客观之意，即“象下之意”，也有主观之意，即诗人心中之意。二是苦思与灵感相结合，先积精思，触景面发。皎然认为诗境创造应当由人工之至极而达到天工之至妙，须经“苦思”而臻于自然，强调“取境”要进行艰苦的艺术构思。[8]
（三）皎然与诗歌意境的创造方法
至于意境的创造，皎然主张“采奇于象外”，造境要藏意于“象外”：“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名变之文哉！”[5]这里也再次点明了“取境”一说，要“苦思”；同时，更是强调诗歌意境在具体生动的景物描写外，必须使人联想起许多更为丰富的象外之奇景，换言之，要有“文外之旨”。皎然深受宗禅哲理的影响，南宗禅以“不立文字，交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征，这对皎然诗学观的影响就表现在他的《诗式》中着力提倡的“文外之旨”：“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情在言外，旨冥句中。”。他在《诗式序》中亦提出意冥。“意冥”是指难以用言语来表述，只能在内心领会。也就是说好的诗句，其中的意蕴是难以名状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讲究的是读者在作者描绘的象和景之中体会作者隐藏在这些象和景之中的意，讲究的是“象外”之意、“文外之旨”。在这方面，皎然最是推崇谢灵运的诗：“且如‘池塘生春草’，情在词外；‘明月照积雪’，旨冥句中，风力虽齐，取兴各别”（《诗式•重意诗例•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9]皎然“采奇于象外”“文外之旨”观点的提出，将诗歌意境的审美特征的研究推进新阶段，并直接启发了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说的提出。
皎然的意境理论，大大弥补了此前诗论的不足，丰富了对诗歌意境的理解，促进了唐人对诗歌意境的探讨，为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后人对“意境”更加深入的理解，并进一步提出新的“意境”观点，以其独特新颖的观点发展了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理论史，他的意境理论成为“意境”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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