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成熟
晚唐的司空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外说”,即“韵外之致”、“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是对“意境说”全面而深刻的表述,进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标志着“意境说”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已经确立,意境说已经走向成熟。
(一)司空图与“境”的内涵
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中, 以“”来说明诗歌咀嚼不尽的关感作用源远流长。“”,《说文解字》解为“滋也”,本指物质所具有的能使人得到某种觉或者某种嗅觉的特性,用它来表述诗歌的艺术美,源于先秦时期用美来比喻音乐给人的审美快感,如老子所言:“乐与饵, 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第三十五章),用“”来表达音乐给人带来的审美。老子的“”对后世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无”到“至”,来表现艺术的最高造诣,犹如以“大智若愚”为至智一样,人们逐渐开始把“”引进了审美的范畴。到西晋时期, 陆机在《文赋》中,批评了那些既缺乏文采又清虚平淡的作品“网大羹之遗”,第一次把比喻音乐给人以审美享受的“”字引入诗文理论批评。后来,刘勰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写到:“使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在《隐秀》篇中,则提出“余曲包”,刘勰的这些论述,初步涉及到情于言外的诗的问题。继刘勰之后,钟嵘明确地提出了“滋说”,在《诗品序》中他这样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者也”,他从诗歌创作的形式以及内容上提出了需要,要求诗歌最终能够拥有醇厚的“滋”,给人以人醇厚的余。此时所说的“滋”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感官上的觉,而是带给人一种享受的审美愉悦。钟嵘的“滋”说作为诗歌创作和鉴赏的准则,对后世“”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到了唐代,“”作为审美范畴,被更加普遍地运用,如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所论的“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入其滋旨,怀其德音”。晚唐的司空图则是在众多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了“”说,提出了“韵说”,对诗歌的“”做出了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理解。[10]
司空图认为“辨于而后可以言诗”,他在《与李生论诗书》文章中提出了“韵”说:“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辨于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以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尔。”[11]也就是说,一般的诗作比较直露,因而诗单一;而真正的好诗就必须要有“醇美”之,而这种醇美之就在于“咸酸”之外,比“咸酸”更要醇美,给人以丰厚的美感享受。而对于诗歌的这些“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司空图将其称为“韵外之致”、“外之旨”。
而这些“韵外之致”、“外之旨”又是如何得到的呢?司空图指出:“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倘复以全美为工, 即知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郭绍虞先生的解释是:“近而不浮, 谓诗的形象, 近在眼前, 诗人写来, 有妙手偶得之妙, 而不流于浮浅;远而不尽, 谓诗的境界极为深远, 不是意尽于句中。”[12]简单来说,“近而不浮”是指诗歌形象的具体、生动、鲜明,使读者感到似乎近在眼前,却又不流于浮泛。“远而不尽”是指诗歌意境深远、含蓄、意蕴悠长,能够引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感到无尽的深蕴,而不是意尽于句中,不是“浅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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