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8)
作为外来的理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不可能完全满足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纵观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脉络，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其划分为两大层次，但提法稍有不同。提姆斯[1]将社会工作理论划分为理论基础和实施理论两个层次。而大卫•豪[2]则将社会工作理论划分为“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社会工作的理论”两个层次，两种划分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引入上述两种基础的划分社会工作理论脉络的框架，国内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作了一些回顾和反思。吴伟东[3]2004年发表的《社会工作评估：层次深入模型》和陈钟林[4]2006年发表的《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反思与启示》分别探讨了国外社会工作的评估模型；郭伟和[5]2004年发表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在当代社会工作中的争论及其消解可能》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何雪松[6]2004年发表的《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和陈树强[7]2005年发表的《以证据为本的实践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中分别阐述了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何雪松和陈蓓丽[8]2005年发表的《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详细阐释了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熊跃根[1]2006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与与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反思》一文诠释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范明林和徐迎春[2]2007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和专业化》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努力以及探索。李迎生[3]2008年发表的《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论述了社会工作理论不足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上述论文均被广泛转载和引用，当笔者仔细研读上述论文后，发现2004年之后中国社会工作界的学者抛弃过去本土化的泛泛而论，是一个长足进步。但是也如范明林和徐迎春所总结的“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经验总结，缺失理论概括和指导(哪怕是很薄的理论)而成为泛泛之谈。”
将2004年——2008年的文献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引入相比较，2004年之后的文献更注重反思这些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这些反思引出笔者对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认识：本土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而不是人为地设置专业篱笆。从理论角度看，社会工作研究者应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中国而言，建设社会工作专业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的价值，充分考虑文化敏感性要素，才能达到与发达国家同行就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
翻阅目前的社会科学主流媒体空间，基本被宏大的社会理论和研究占据了。在寻找社会工作的理论文献之时，笔者同样发现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应用研究虽然较多，但多数实务研究套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之时，也“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国处境下的深刻反思”。范明林和徐迎春认为本土化的讨论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其中之一就包括“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以及“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从受过的学术训练出发，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并进而引出下面的一系列问题：现有的社会工作文献中，如何界定本土化概念？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模式扎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中呢？究竟从什么角度出发，可以更有效地建立中国本土化的模式呢？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整理和在剖析，是否真能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开拓一条新道路呢？除去个人的研究兴趣，笔者希望能将社会网络研究中对于强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分析，并以“关系”研究为例，讨论“关系”、“嵌入性”等文化概念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