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比较(3)
二、人性的缺失——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
残雪在其文本中塑造了多位母亲形象，同样的，我们没有看到母亲温婉和慈爱的一面，她只是孩子的窥视者，只是一起生活的人，处处与孩子做对，甚至有人评论她是恶魔式的母亲，她们好像无处不在，就连空气里都是她们的声音。
（一）荒诞和恐怖氛围的营造
首先，在环境描写上，诸如苍蝇，蛾子满天飞这样的场景，充斥的是臭水沟的恶臭的空气，刺眼的太阳......这些无法忽略的环境描写使残雪作品的基调显得阴森诡异，在引起读者反感的同时却也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异度空间，并试图用这种方式从反面来刺激人的感官，使读者从心底对这些人物产生厌恶。“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5]是《山上的小屋》的第一段，介绍了文章背景。文中“家”与“荒山”之间几乎是挨着的，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把自家的房子建在荒山上的，按照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人是群居动物，而且只有在群居的过程中人们才能展开人际交流和物品的交换，以此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我家”却是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并且《山上的小屋》创作于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大潮促使城市的开发与扩建，本应是一片花红酒绿的社会场景，但是残雪笔下的社会却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社会，在其文本世界中充满了孤独、痛苦。
其次，就其语言描写来说，残雪不停地运用夸张和变形引起读者注意，以表达其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批判。大量变形扭曲的、梦幻的手法把人们的种种恶习不断夸张和扩大，选用犀利的语言直接揭露人性特别是女性的丑恶面。有别与张爱玲笔下人物所富有的故事性，残雪的作品更加抽象与变形。残雪笔下的人物总是神经质的，变态的，母亲不像母亲，女儿不像女儿，一切好像都和现实社会相反着，这也正是残雪对人类彼此之间的冷漠和虚伪的揭露。
最后，在人物形象描写上，她追求的是对人物形象的虚化处理，简化个性心理内容，并不注重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和典型性。《山上的小屋》中“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被家人弄乱的抽屉。母亲各种方式的阻挠使“我”的抽屉总是清理不干净。“抽屉眼看就要清理干净一点儿，但是灯泡忽然坏了，母亲在隔壁房里冷笑”。[5]抽屉是“我”和“母亲”之间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抽屉里到底有些什么才使大家对它耿耿于怀？后文提到原来是几只死蛾子、死蜻蜓，这些看似令人作呕的昆虫尸体却是文中“我”心爱的东西。
在文本中，日夜鬼哭狼嚎的山上的小屋，在风中狂奔的大老鼠，夜里在屋外游荡的狼群，夸张与变形手法等非理性的叙述方式，大量的充满象征意义的意象和非具体化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的残雪作品荒诞而恐怖的氛围。
（二）异化的人和物
残雪的创作充满了破坏欲和毁灭欲，作品中不仅母亲是怪异甚至有些变态的，家中的其他成员同样也是恐怖的。《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母亲，父亲，妹妹的内心世界都是窥测不透的，就连他们的外貌也是朦朦胧胧，难以具体描摹的。文中神经时刻处于紧张状态的“我”；总是“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5]的母亲；夜晚会变成狼的绕着房子跑并发出凄厉的叫声的“父亲”；有绿色的眼睛的“妹妹”；在风中乱奔的大老鼠，有个人来回把吊桶放下井去......
《污水上的肥皂泡》中的母亲，尖酸刻薄，并且横加干涉子女的生活，为向子女显示自己的权威，不停地把窗户关得砰砰响。然而这个在睡觉时“猪婆似的鼾声大作”的母亲却千方百计地讨上司高兴，总命令儿子去给科长送礼甚至愿意牺牲儿子的幸福给科长家做倒插门女婿，娶那位三十三的麻脸女儿。文章最后，母亲最终化为一盆带着烂木头恶臭的脏水，甚至还在脸盆下面发出“三毛三毛，你礼物送出去没？”这样的声音。《阿梅在一个冬日里的愁思》中的母女因为大李而不和，更重要的是她们两个都没有要讲和的意向，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停恶化，两人在阿梅结婚之前形同陌路。在老李离开之后，母亲却依然说着老李的不是，并且两人依旧不愿意做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继而母亲表现出来的对女儿的嫉妒之心最终使她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正常，双方永远处于情绪的失控的状态，对对方的诅咒也成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