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比较(4)
中篇代表作《苍老的浮云》中两位母亲更是被残雪描摹到了极致。慕兰喜欢摘大白花来做汤，并且常常在夜里打臭屁，一个接一个得打个没完；另一癖好就是用镜子照邻居家，却仅仅是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睡觉的。同慕兰相比，慕兰母亲的变态程度更为厉害。她爬上屋顶偷看，不停监视并骚扰女儿，犹如幽灵般的游荡在女儿身边；并骂女婿“算我倒霉，女儿让你这痞子给拐走了”。[5]女儿因肺炎而死了，母亲前来奔丧，但是看到的却是女儿恢复了健康并没有死，反而恨恨的，“好像希望落空了一样”。[6]这些母亲是变态、猥琐的，这是对母亲的传统正面形象的颠覆，而残雪就是要借助丑陋的母亲形象来“揭露女人潜意识纵深处依赖男权崇拜男权的劣根性”，[7]这正是残雪的写作目的。
三、母性的尚存与人性的泯灭
张爱玲和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是两种病态个体，前一种是母性的尚存，后一种则是对人性的考验。不同的成长环境而造就了张爱玲与残雪两人不同的创作思想。“张爱玲所处的社会境况及战争阴影给她带来虚无与绝望”，[8]而且张爱玲对母亲的印象只是“一个没有温度，疏远而又轮廓模糊的影子”。[9]长期与母亲的生疏使她无法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去歌颂母爱的伟大，只能站在高处冷静的审视母亲；而残雪创作风格则是由于文革初期父亲被错划为“极右”，全家也因此而遭受厄运，那是对人性摧残的年代，残雪正是想借助文学作品来控诉那个年代对人性的摧残。
张爱玲与残雪作品之间的区别可集中体现在文本基本思想内容和文本话语的构成机制两方面。首先，在文本的基本思想内容上，张爱玲更倾向于揭露腐朽的封建遗留对人性的压迫与洋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侧重的是对社会的批判。“张爱玲意图颠覆传统母亲形象”，[10]《金锁记》中晚年的七巧自己也知道不仅儿子女儿恨她，连婆家的人，娘家也都恨毒了她。被黄金的枷锁禁锢了这么多年后，回头望望“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1]七巧本也有自己的个性，可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适应社会，学会了尖酸与刻薄，终被封建宗法制度同化成拥有大众审美的人。《琉璃瓦》中姚太太因为三女儿心心高兴而高兴，跟着女儿一起刹不住地笑。在发现女儿认错相亲对象时，对比父亲的大发雷霆，姚太太也是连拍带哄着女儿，但是对女儿的关心与爱护终究敌不过攀上豪门的诱惑，想着法子把女儿送进豪门；《花凋》中郑太太对待身体不好的川嫦也是爱护有加：川嫦胸口不舒服，劝慰着让川嫦喝口热茶。面对走失一天的女儿本想要责骂一番，终究是不忍心，只是招呼着去歇歇；看见川嫦的眼皮跳动，也怕是因为烛火吹着了；看见卖的比较便宜的鞋子也会想着给家里人每人一双。但是当谈到药钱的问题上时，郑夫人却是再三犹豫，心里打着小算盘：自己拿药钱就间接证明自己存了私房钱。于是在亲情和金钱的较量中，亲情又再次败下阵来。
而残雪作品中对母亲早的则是为了揭露人性中的丑恶面，不单单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她更想要揭示的是人的欲望。在残雪的文本里看到的是一个个处处与女儿作对的母亲，她们不是合格的母亲甚至谈不上是拥有健全人格的人，残雪通过对暴力、贪欲、自私等负面因素的描写，对人性中的阴暗面进行批判。仅因为女儿拉抽屉声音太响就想要折断女儿的胳膊的母亲，偷窥女儿和邻居私生活的母亲，为满足自己私欲而不惜介入儿女生活的母亲......残雪这样的大张旗鼓的对人性负面的展现，对人类自己而言是一种羞辱性的震惊。人类神话的破产固然令人沮丧，但打破人的神话，让人类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敢于正是自己的丑陋一面，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这正是残雪作品的进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