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比较(5)
其次，两者在文本话语的构成机制上也有所区别。在表现人性丑恶面的时候，张爱玲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小说富有的故事性，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残雪则选取超现实主义手法，追求的是对人物形象的虚化处理，简化个性心理内容，并不注重人物形象的丰满性和典型性。在残雪的作品中，作者本身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切入内心的直接表述者。残雪的作品并不以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形象来表现人性恶，而是用抽象的，怪异的卡夫卡式的象征手法来写人的欲望，从反面来控诉男权社会的制度对女性的摧残：女性形象是被条条框框所定型，她们的形象只能是温婉尔雅的，以相夫教子为己任，而且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已把她们原本应独立的人格给抹去了。
无论是张爱玲笔下刁钻的七巧，为藏私房钱而间接害死女儿的郑太太，还是残雪笔下处处与“我”作对，想打断“我”的胳膊的母亲，这些人身上共同存在的病态人格都缘于社会给她们的压力，而她们又把这些压力或有意或无意地转嫁到子女身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人自身的矛盾促使人的心理慢慢朝向复杂的方向变化，即使是那些原先美好的事物也会在历史和社会的漂染下成为罪恶的种子，慢慢发芽。同样的，原来无私的母爱也会变成自私与自利。“两位女作家所表现的这两种变态人格的母亲形象是世间少见的，却又是真实可信的。”[2]使人们在阅读完这些作品后，不得不对其原因进行思考，从而成功的把目光集中到对人性恶的思索。
结语
张爱玲和残雪在各自的文本作品中对母亲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张爱玲笔下的母亲粗俗、自私自利、渴望爱情，有对性的欲望和对金钱的贪欲；残雪笔下的母亲则是偷窥成癖、暴力、变态，甚至是不完整的“人”。这正是对被男权社会的所谓的价值标准而扭曲了人性的揭露，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所谓的“审美标准”的讽刺。两位作家虽然并不是属于同一时代，创作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留给社会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检讨的空间。